【略论明末清初和嘉、道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
摘要：“经世致用”思想肇始于先秦时期，在明末清初时期和嘉、道时期均掀起一股思潮，本文从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源说起，试图简略地说明两次思潮的情况。 关键词：“经世致用”，明末清初，嘉、道年间
一、略论经世致用
“文化”，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词汇。就此，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①这就说明文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延续的。
至于“思潮”，梁启超这样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想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②梁氏仅仅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仅由“考证学”和“今文学”构成，而“今文学”又由“考证学”发展而来，因此《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③但是愚以为，清代的“经世致用”思想，满足了“文化思潮”的要求。
“经世致用”这个思想具有广泛的含义，有的人将其归结为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或称“通经致用”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方法和学风，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崇实学风和价值取向，有的说是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有的说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有的认为是入世价值取向和治体或治道以及治术。⑤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梁氏尝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经世致用”这一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便以出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但形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并出现两次高潮，却是在明、清时期——它在明末清初兴起，乾嘉年间衰落，嘉庆、道光年间又开始复兴，呈现一种“之”字形的发展模式。⑦
二、明末清初的思潮
在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中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晚明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王廷相、和以高攀龙、顾宪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以及以陈子龙、陈溥为代表的复社成员。代表作有陈子龙等人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今称为《明经世文编》）。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分别在学术上、政治上和哲学上对“经世致用”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首先，提到“经世致用”，顾炎武（1613-1682）是不可绕开的角色，梁启超总结其为“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⑧。顾炎武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⑨因此，他主张“经世致用”的总目的在于明道与救世。其经世致用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一共三十余卷，他平生的志与业，都在其中。该书的宗旨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⑩内容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分为15类：论经义、论政事、论世风、论礼制、论科举、论艺文、论名义、论古事真妄、论史法、论注书、论杂事、论兵及外国事、论天象术数、论地理、论考证。其中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涉及内容广泛。
黄宗羲（1610-1695）在政治上思想比较激进。一方面，他继承了源自于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另一方面，他反对君主专制。通过宣传理想的君主、臣子和法制，以抑古扬今的手法，尖锐地批判了现实的君主专制。而他的政治理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明夷待访录》里面，这是其倡导“经世致用”的代表作，黄肖堂曾评价此书为“经世之文”。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黄书》、《周易外传》、《周易内传》、《读通鉴论》等。明末清初时期，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习气，这种风气促使王夫之崇尚敦实崇质。他认为“因名以劝实，因文以全质，而天下欢忻鼓舞于敦实崇质之中，以不荡其心”离虚返实的学术思想贯穿他对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的批判以及哲学、史学的经世之中，他在批判包括陆王心学在内的历代唯心主义和继承张载等人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推故而别致其新，开创了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三、嘉、道时期的思潮
在历经乾嘉考据学的百年兴盛后，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复兴，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这时期的思潮大略可分为两大范畴：今文经学和理学分别与“经世致用”思潮的结合。
随着西汉时期兴盛的今文经学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潮之下产生了许多有见识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在学术源流、籍贯、担任的职务和提出的内容等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却都以治国平天下自诩，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所面临的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际事物。这些知识分子中，以今文经学为典范的且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常州学派，代表人物为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等。
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等人尊奉《春秋》，独尊《公羊》，讲求微言大义，已经带有经世之意。龚自珍和魏源都是刘逢禄的弟子，他们继而宣传今文经学，梁启超描述其为“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也就是说，他们将今文经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龚自珍和魏源分别在揭露旧世界和学习西方并改革内政方面有著名言论。
龚自珍（1792-1841）治经的特点是在经学的微言中发挥经世大义。他在《乙丙之际著义第九》、《尊隐》、《平均篇》中指出清王朝处于“类似治世”的“衰世”，“日之将夕”的“昏时”。他还集中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并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在《古史钩沉论一》中指出：清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是“霸天下之氏”，“一人为纲”，专横独断，以“催除天下之廉耻”，来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
魏源（1794-1875）经世致用的目标是“道存乎实用”，也就是治学应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治国服务。他的这个经世目标是儒学经典精神的复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魏源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第二，“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第三，“今必本乎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第四，“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
注解：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第23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页。
④ 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7月，第3期。
⑤ 参看苏中立，苏晖：《执中鉴西的经世致用与近代社会转型?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页。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06页。
⑦ 参看苏中立，苏晖：《执中鉴西的经世致用与近代社会转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3-4页。
⑧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41，第32页。
⑨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附《亭林余集》卷4，山隐居校本，第28页。
⑩ 顾炎武：《初刻自序》，《日知录集释》，第一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魏矫汉末标榜而流为玄虚奔竞》，《船山全书》编委会编《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89页。
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12）专集之103，第70页。
参看王向清：《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论略》，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