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困毕业生你的前程还好吗(我真的该坐以待“毕”?) 特困人员毕业生

　　两年前,南方一所中学看了我刊关于特困生的报道后深受感动,春节,他们通过我刊邀请两位北京的特困大学生小胡和小张去过年。一个多星期的共同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在贫寒苦境里的奋争,他们的自尊和自强。
　　转眼两年过去。毕业在即,小胡的信摆到了我面前:
　　“……我太古怪和沉默,因为我太自尊(‘自尊’两字下特意加上了着重点)。就如上周一次毕业分配座谈会上,我问系主任:以本科学历回省进社科院容易吗?系主任开玩笑说:那院长副院长都是系副主任的朋友,到时给‘引荐引荐’。我真的很兴奋,会后跟着系副主任屁股后面转了几个房间。他在摆脱我。而我在唠叨着什么‘请多多关照’。当时他手里拿着刚发表的论文激动得发抖,而对我漠无表情,生怕要他帮忙。我当时尴尬至极。我受到伤害。真的。我在咀嚼‘求人’的滋味。仅仅因为我是弱者吗?我又为什么只成为一个弱者呢?真的是我无能吗?”
　　我理解小胡的苦痛。
　　小胡上高中一年级时,父亲得了肝病。暑假小胡带着第一名的成绩赶回家向父亲报喜,而他看见的是高悬在屋中央的父亲的遗像!他惊呆了。母亲泣不成声。村里人告诉他,父亲是不小心掉进村里的池塘,没游上来死掉的。他狂奔到池塘,站在池塘边,嚎啕大哭。父亲,父亲,你游泳游得那么好,这塘里的水还没到你胸口呀!你怎么会游不上来呢?你是存心要下去呀!你不想再给家里添一点负担,你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你才刚刚四十出头呀!父亲!父亲!
　　两年后,小胡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学。
　　大学几年,小胡依然努力。他整日穿着那件系里发的运动服穿梭在校园里。系里给他免了学费,他也不再向母亲要钱,他当家教,搞推销,用劳动养活自己。他热爱他的专业,在学习里他才能暂时远离生活的苦难,但他常常为买不起教授指定的参考书而发愁,而且因为经济的困窘他想开展的课题都无法实现。他的学业不错,但不是最出色的;他的交往面不宽,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因为在这方面发展需要经济实力;他要学习,还要兼顾打工。他的神经衰弱有时很重,常常连续几个晚上不能入睡。
　　大学生活很快就要过去,小胡要面临毕业分配了。
　　在人生又一个重要的关口,他再次陷入了困境。
　　小胡的专业“批判性”太强,不太好找工作,为此他又修了第二学位,他的计算机通过了二级考试,英语过了六级,还拿过几次奖学金,但只有这些硬件是不够的。从二年级起,他就时时注意毕业分配动态,《就业指导报》的每条信息就像英语单词一样烂熟于心,他甚至还想过运用那远不可及的“社会关系网”——今年春节回家,十分欣赏他的高中老师跑了20里地告诉了他两条信息,一是老师有个段姓堂叔在中国作协,一是现在省委组织部有个人是他们村出去的。老师劝他去跑一跑,兴许用得上。两个地方他都去了,但作协的那个段姓人物和“老师堂叔”这个亲戚关系简直不沾边,而省委组织部根本就没有他们村里的人。看着他满脸灰色,女友安慰他:“我有个亲戚在国办,他弄了个人到省财政厅,那个人对我亲戚感恩戴德,请他帮忙还可以吧!”但小胡不想再跑了,他知道出身贫寒家庭的他在社会资源这点上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他只有靠自己。但他又能靠自己什么呢?不是党员,不是学生干部,不是三好学生,没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关系网和经济实力,内心敏感自卑,“靠自己”的同义词几乎就是坐以待“毕”。
　　选择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但又是不公平的。面对小胡这薄薄的信纸上的一个个问号,我不知如何回答。
　　小胡还将在内心的煎熬和与贫困的抗争中过完大学的最后一年,而还有几个月,丁君非就要远离她无比眷恋的校园和城市到南方工作了。4年的大学生活,她体会最深的痛苦不是经济的贫困,而是放弃的无奈。
　　她本来可以留在北京的某研究所。丁君非大三时曾帮这家单位做过课题,她的聪明能干深得领导的赏识,他们热切地期望她毕业后能留下来。同时,研究所很快将与国际接轨,会有很多国际交流活动,发展前景极好,而且领导答应丁君非第一年就可以单独做课题,如果表现优秀,两三年后,她还有出国进修的机会——绝对优越的事业环境!但是,丁君非放弃了。不是不热爱专业,不是受不了清贫,在研究所每月七八百元的收入和南方那份2000元的薪水前,丁君非选择了去南方某市一个区的教委工作,虽然她还不知到教委具体做什么。
　　丁君非来自矿山,一家5口靠爸爸300元退休工资生活,打工成为她大学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她做过校对,当过抄写员,设计社会调查问卷,也做过家教。
　　“以我家的经济状况,我完全可以申请资助,但我的父亲不同意,我也不愿这样做。我的父母一生受过很多打击,现在刚50岁又病退了,生活无数次地打倒他们的自尊,申请资助,要填表、盖章,父亲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女儿却无法供养得起,我也不想让父亲拖着病体向单位领导哀求。我曾经向同学借过300块钱,我宁愿在同学面前,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放下自尊,但父亲,他再也抗不住一点点伤害了。
　　“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他总认为自己一生太平凡太无能,他觉得我很优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我去南方让他很生气,但他不知道这4年里我经历的一切,每次给家里写信,我都大量描述这里灿烂的生活,我不想把我的辛苦告诉他们。我也无法和他沟通,面对他的期望,我只有回避。
　　“这4年,我时时处处感到一种对比,两种人群的对比。为了生存,我要去兼职,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城市里奔波,
　　第一视点
　　邱四维
　　特困毕业生你的前程还好吗(忍一时之难,成一世之事)
　　李勇想回到家乡,但却花了11500元钱留在了北京。李勇父亲病逝了,母亲年已60,姐姐出嫁了,两个小妹还在读书。4年的大学生活并没使他的肤色变得白皙,他端正的面庞因此显得冷峻。
　　李勇在班里排名第四,刚刚在10%的留京名额边缘。在很多人为留在北京绞尽脑汁时,一年前,他就开始为能回到省城奔波。“我不愿留在北京,虽然在大学里能否留在这里几乎成为4年成败的标准。我的家庭需要我照顾,我想回到西安。”李勇求职的方式是邮寄简历,这是他能承担得起的唯一方式。大三下学期,他就开始制作简历,这花了他不少钱——排版,复印,贴照片,在大信封上贴上1块钱的邮票,每份简历成本接近2块钱。李勇而我的同学,她们坐在优美安静的校园里读英语,学专业。大一期末考试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参加社会调查,在北三里屯。下周一就要考试了,而调查直到周四才能告一段落,周三是复习课,老师要划重点,因为要调查,我不能上课。我只有很晚赶回宿舍后,在微弱的烛光下,借同学的书和笔记复习,那时,我几乎要落下泪来。我不是超人,很多东西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就拿写论文说,我定了一个选题,当我着手做时,才发现自己没有系统的理论,而同宿舍的同学可以用娴熟的英文看国外最新的研究资料,平时的学习积累使她们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许多。进大学时大家都一样,甚至在高考分数上我还比别人高,可4年后就完全不同,同在一起的人出国的出国,保(送)研(究生)的保研,每个人都很优秀,而我要去一家只是薪水高点的地方工作。对每个有自尊的人,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你看到别人在向前,你一步步地落后,你无法赶上,而这落后不是因为你的心智和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