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邀 阅读 [世纪之邀]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雪域西藏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里，五星红旗和五彩经幡一起迎风招展；寺庙传出的法号声同“卡拉OK”舞厅的电子音响和谐地发出共鸣；充满佛性的玛尼堆与现代化的建筑物相映生辉……这一切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西藏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变革。而这场变革对于西藏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
　　1992年4月，武警西藏边防局中校副局长欧洛布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中印边境贸易谈判。这位出身于西藏尼木县贫苦农奴家庭，没上过小学、中学却上过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中校警官以狮子般的体魄、洒脱幽默的性格以及丰富的边境管理知识令印度的同行大为惊叹。
　　我是1959年生人。在西藏，这年出生的人都有“解放牌”的说法，因为这年正好赶上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我父母那一代人属于贫苦农奴。记得解放后不久，我家还是挺穷，6岁前我还从未穿过鞋子。西藏的冬天十分寒冷，其困苦可想而知。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又开始了，加上我家兄妹7个，只靠父母两人挣工分吃饭，上学念书便成了泡影。有个生产队干部的孩子同我一般大，很霸道，当他用弹弓打了我的耳朵后，我同他打了一架。但他父亲却一把抓住我，把我唯一的一件衬衫从上到下撕个稀烂，还把我揍了一顿。我当时气得直哭，并暗自发誓，这一辈子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从那时开始，我就自学藏文，买不起书本和笔，我就把毛主席语录当课本用木棍当笔，天天念，天天写。
　　1976年，我刚好16岁就报名参了军，在藏北那曲县中队服役。以前总认为当兵就是打仗，打仗就可以当英雄，当英雄便可以当军官。而到了部队后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县中队，除了站岗放哨就是翻地种菜。我感到很失望，觉得这辈子也许混几年就算完了，干什么也打不起精神。指导员看到我有思想负担，就主动找我谈心，鼓励我好好干，要学文化，练好军事技术。当时我还不懂汉语，指导员同我谈话还找了个懂汉语的藏族战士做翻译。
　　从此，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学文化，墙上贴的报纸就是我的课本，认完一张就撕一张，连走路手揣在兜里还不忘练写字。练军事技术，别人练十遍，我就练几十遍。不到两年，我就能读报、读小说、写信了。军事技术更是拔尖。1978年在全自治区武警军事比武中获得全优，1979年又获得第二名。这一年我被破格提拔为排长。1980年，自治区组建边防连，我调到樟木口岸立新边防派出所当所长。在边境干了4年，后调到武警总队边检处当参谋。
　　从基层到机关，工作变得轻松了，我感到不太适应，主要是闷得慌。为了充实自己，我又开始继续自学汉语和英语。1985年军事院校招生时，我壮着胆子报考了武警系统的最高学府武警学院边防系，结果考取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因为我没有正经上过一天学，居然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大学，我认为这是个奇迹。
　　在边防线上这些年，我体会最深的一条，就是强国首先要强边。没有一个繁荣的边境就不会有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而强边除了加强边防建设之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把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西藏为什么落后？通过我的观察和理解，西藏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就是满地金子拾起来还得付出比内地多几倍的苦。但西藏也有优势，至少在民族工业和旅游这两个领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拿西藏的青稞酒来说，无论是口感、营养价值绝对不亚于啤酒和可乐，为什么青稞酒一直走不出西藏呢？关键在于西藏的青稞酒生产一直处在封闭分散的家庭作坊状态。我在武警学院上学时，曾利用放假去了一趟河南南阳瓦店啤酒厂，参加学习了啤酒酿造工艺及过程。我认为西藏的青稞酒可以借鉴啤酒生产的工艺及技术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世界上多少人想喝青稞酒而又喝不到？单就国内市场就不得了。
　　西藏的毛皮产品很丰富，质量也好，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但西藏的毛皮加工技术可以说是相当落后的。初级产品能值几个钱？必须搞深度加工，增加附加值。还有藏药，也是没有开发而停留在作坊式生产。这些民族工业项目投资不多，见效也快，技术难度也不大，为什么就是搞不起来呢？为什么没有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我很着急，有时，我都会产生转业到地方搞经济开发的念头。
　　作为康巴人，加永四郎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威武剽悍。但他那身可体的西装以及严谨的语言逻辑却让人感受到了藏民族第一代律师特有的深沉。
　　我们藏民族按方言和地域分为三支：卫藏、安多、康区。我们老家在云南康区。
　　康巴人有个传统，男孩子长到一定年纪就要自己出去闯江湖谋生。因此，我父亲16岁时就开始了马帮生涯，赶着一群负重的马在西藏的崇山峻岭中从事长途贩运各种商品。马帮生涯十分艰苦，而且还要冒各种各样的风险。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康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性格，都有些像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健壮、豪爽、义胆侠肠。我父亲干了9年马帮，到拉萨13次，去印度不计其数。9年过后，他积攒了一笔钱就在西藏日都开了个铺子定居下来。
　　我是1956年出生的。出生后便赶上了各种运动。先是工商业改造，然后是“三反五反”，***，“*****”。父亲因为有经商的历史，还开了个铺子，所以划分阶级成分时戴上了领主的帽子。受其牵连，我小学还没毕业就走向了社会，在一个建筑队当了泥瓦匠。
　　我父母都是文盲，既不懂藏文也不懂汉文。但他们都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就在我辍学干泥瓦匠的那段日子里，父母还每天逼着我写字认字读书，使我成了建筑队唯一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小秀才”。
　　1974年，建筑队里石匠出身的汉族支书看我比较聪明，又爱看书，就推荐我到咸阳民族学院学习。而当我到拉萨后才知道把学校搞错了，不是咸阳民院而是西藏民院林芝分校。我在那里学了两年会计，毕业后分到拉萨建筑公司。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知道后很兴奋，没有犹豫就报名参加了高考。考试分数上了线却没有被录取。但我还不死心，第二年又接着考，终于被中央民族学院经济系录取。当时接到入学通知书，我跳了至少3尺高，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