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五四运动中的中国青年】

　　“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五四运动前，周恩来同志在“敬业乐群会”会刊上写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誓言。它体现了一代革命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六十年前的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正是这样一批革命青年。
　　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趁机取代德国在华权益，出兵占领我青岛等地，并进一步扩大到济南和整个胶济铁路。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卖国二十一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一月，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由于段祺瑞政府曾在大战期间对德宣战，也得到一个“战胜国”的称号，参加了巴黎和会。当时，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英勇奋起，要求收回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在山东的权益，取消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们建立团体，通过宣言，发通电，请愿示威。然而，中国人民的一切正当要求都遭到了巴黎“和平会议”的拒绝，在对德的和约中，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让给日本。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各报登载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彻底失败的消息，北京青年沸腾起来了。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礼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许多同学登台演说，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罪行，号召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演说的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听讲的人悲愤交集，痛哭失声。一位北大法科同学当场撕下衣襟，咬破手指，写下了“还我山东”四个大字，挂在主席台前。怒火在青年的心中燃烧，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充满了整个会场。大家纷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要求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大会决定：北京各校学生集会天安门，举行大示威，通电全国各界，一致奋起行动。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同学们自动捐献银元、钞票、戒指、手表。没有钱的就捐献帽子、衣服。
　　五月四日，古老沉寂的北京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下午一时许，北大、高师、高工等十四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他们手里拿着“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山东不可失”等标语旗，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西口使馆区前进。青年们沿途高呼口号，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当时，这八个大字成了深入人心的斗争纲领。沿途，许多工人、店员、市民也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时，遭到外国巡捕的阻拦，更加激起了广大青年对出卖祖国领土主权的卖国贼的痛恨，愤怒的人群直向参与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曹汝霖的住地赵家楼胡同奔去。
　　曹宅大门紧闭，武装警察守卫着。青年们怒不可遏，用石子打碎了曹宅临街的玻璃，几个勇敢的青年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大队一涌而入。曹汝霖仓惶从后墙逃走，而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却未来得及逃脱。愤怒的群众把这个卖国贼痛打了一顿，捣毁了家具。反动政府出动大队军警镇压，当天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反动政府的镇压，使青年的斗志更加高昂。第二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实行总罢课。在北大学生的发起下，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展开了有组织地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并且争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赞助。反动政府害怕五月七日会有全国性的行动，为了混过这一天，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同学。然而，九日以后，他们以为风潮已过，又反扑过来，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查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广大青年不畏反动军警疯狂捕人，坚持斗争。仅六月四日和五日两天，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被捕。北大的法科和理科大礼堂都变成了拘留所。
　　反动政府野蛮镇压爱国青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斗争的火焰在祖国大地熊熊燃烧。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展开了声势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声援国内青年的斗争。
　　六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投入了战斗，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大罢工。长辛店、唐山、九江等地的工人也举行罢工，示威游行。接着，各地出现了商人罢市。斗争的浪潮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而天津数十万工人正在酝酿着的罢工斗争，更是直接威胁其统治中心。在这种形势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释放被捕的学生，指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初捷而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并不是偶然的。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伴随着这一发展而来的，一方面，是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阵营；另一方面，适应上述发展需要的思想文化运动也随之兴起，它的核心是倡导民主和科学，对二千多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的思想、政治、文化、道德，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他们勇敢地宣称：为了民主和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启蒙的作用，唤醒了广大青年去追求新思想，去探索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的新出路。当然，这时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李大钊同志等，首先成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热忱宣传者。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吸收了新的血液，并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并终于转变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五四运动，是以崭新姿态出现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这个伟大的人民运动中，青年是革命的先锋，充分表现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伟大的革命实践，又造就了革命的青年一代。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周恩来同志在天津，恽代英同志在湖北，邓中夏同志在北京，邓恩铭同志在济南，都是五四时期的杰出的青年领袖，又是我党建党初期的骨干，他们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
　　流光易逝，五四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青年，已经成为革命的前辈。他们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担，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象革命的前辈那样，以实现祖国繁荣富强为己任，把满腔的热血和激情，献给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