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认识

　　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生长着绚丽多彩的生物。它们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都有生命，即有生殖、发育、遗传、变异的能力。这些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来的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的《圣经》上说：全能的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和万物，之后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是所谓的“神创论”。“神创论”的个别说法虽然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如认为创造的顺序是先有天地（宇宙和地球），后有植物、动物和人类等，但总的来说，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妄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神创论”被人们奉为经典，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很早以前，不论在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提出生物是可变的，各种不同的生物源于一个祖先。希腊人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0）认为，人是由鱼变来的。1759年，德国人沃尔弗（1733—1794）提出，生物体内各种组织和器官都是在胚胎发育中从原始的组织发展而来的。这些都是生物进化思想的萌芽。真正提出比较系统的进化论观点的，是法国的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一1829）。拉马克根据他对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现代生物的初步研究，认为，①生物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经常使用的器官就退化，这种“用进废退”的变异是可以遗传的；②生物有适应环境的能力，生长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同一物种，会产生不同的体质形态和生理机能，环境的多变性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③因此，生物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内，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进化而来的。进化论象一个晴天霹雳，从“神创论”紧紧控制的堡垒中冲开了一个缺口。但是，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还不能对物种起源问题作出完整的科学答案。因此，他的学说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过分强调了外因的作用，错误地提出动物器官的变异是由于动物本身有一种向上发展的欲望，他的一些假说得不到科学试验的证明等。
　　拉马克学说发表后，立即受到了当时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1832）的激烈反对。居维叶研究过巴黎郊区保存有哺乳动物化石标本的地层。他已经看到：在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地层里，埋藏着种类不同的化石；地层的年代越早，保存的化石的类型就越原始而低等；地层的年代越晚，保存的化石类型就越进步而高等。但是，他所研究的巴黎郊区地层，有过沉积的间断，即地质学上所说的一种不整合现象。这只是地质变化的一种情况。由于他是一个虔诚的***徒，头脑被“神创论”象缠头布一样束缚着，因此他认为，这种岩层的沉积间断表明整个地球上发生过灾变；各个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地层里所以有不同类型的化石，是因为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灾变；每次灾变后，上帝又重新创造新的类型生物；物种是不变的，上帝创造过多少，现在就有多少。这就是所谓的“灾变论”。“灾变论”是根据局部的客观事实作出的错误推论。但是，居维叶是生物学中比较解剖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创立者。他对脊椎动物的器官的形态、结构进行了解剖研究，从多方面阐明了脊椎动物各
　　个类别间的系统进化关系，并指出器官的构造同生活条件的关系。居维叶的这一研究成果是正确的，实际上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尽管如此，当时的欧洲，自然科学还牢牢地被禁锢在唯心论的“神创论”的枷锁之中，不仅居维叶没有看到他的“灾变论”与自己的解剖学研究成果有矛盾，而且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也都相信居维叶的“灾变论”。拉马克的进化论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过了二十多年，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1797—1875），研究了大量的地质现象，他根据新的观察材料指出，地球是持续不断地缓慢地变化着，现在看到的地球表面的状况，是逐步变化而来的，并不是经过灾变后，上帝再创造的。他还指出：灾变论的错误在于把一千年作为一百年看待，或者把几百万年误认为几千年。赖尔把万物皆变的进化观点带进了无机自然界，把进化论带进了地质学，给了“灾变论”致命的打击。起初，赖尔把有机自然界和无机自然界割裂开来，认为只有无机界受自然规律支配，而有机界受超自然的力量一一上帝的控制。因此不同意物种是变化的。后来，他又深入研究了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遗迹——化石，承认有机自然界也是逐渐变化的，生物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进化的。恩格斯说，只有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变化这样一个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
　　在自然科学史上建立了完整的进化论思想体系的，是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1808—1882）。达尔文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培育优良品种的活动，这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同时，在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都积累了大量的观察材料。达尔文结束了大学生活之后，跟随“贝格尔”号军舰进行了五年环球旅行，收集了大量生物标本，进行了多方面的观察，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于1859年发表了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在这本书中，达尔文通过解剖学、胚胎学、生物的地理分布、化石等方面，全面论证了生物是进化的观点，并且阐明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达尔文指出，生物经常发生的细致的不定变异，通过累代的选择作用，比较适合当时外界环境的个体可以生存，并且逐渐积累有利的变异，发展成为新种；比较不适合的就不能生存或不能传种。尽管达尔文主义还有不足之处，如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毕竟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整个思想界起了巨大的反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把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和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相媲美。当然，进化论思想还要继续发展。恩格斯指出，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从进化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科学的理论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科学的假说仅仅是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随着新的观察材料的不断发现，使这些假说逐渐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构成比较完整的科学定律和体系。因此，每一种科学理论，每一个科学家的认识，都要受到时代发展进程所提供的认识条件的限制。即使是一个伟大科学家提出的正确理论，有一些错误的结论夹杂其中，也是难免的。英国科学家、唯物主义创始人培根曾经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因此，我们后人在研究和评价每一个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时，不仅要研究分析他的结论，而且要认真地历史地研究分析他们所以会得出这些结论的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其真理性认识，抛弃其错误，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我们青年在学习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或革命理论中，都应该学会运用这种历史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