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拒争到开拓】抗拒

　　潘晓：　　我和你一样，在多灾多难的生活道路上曾碰得头破血流。我的心似乎早已麻木了。它静静地存在着，悄悄地跳动着，默默地维持着被抑制的能量。这颗心，已经失去它稚气的光泽，“青春”之类的咏叹已很难激起它的共鸣。但你的信使它震颤了，使它剧烈地搏动了，它再也不能恪守它的沉默了！
　　我小时候是个既令人喜爱、又令人讨厌的调皮孩子，但可敬的师长们还是在我的脑子里刻下了善恶是非的深刻印记。在中学，虽然由于我的任性而使老师大伤脑筋，可在我的心灵深处，燃烧着对美的炽热的爱，深藏着对丑的切齿的恨。
　　我也曾思索过人生。在中学的第一篇作文里，我这样写道：“如果我有可能选择死的方式，那么我决不甘愿在病床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死的场所只能是战场。”我把生命和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英雄：作为革命志士当之无愧，作为庶民百姓出类拔萃。我暗暗下了决心，为了崇高的目标马不停蹄地干下去，干一生。
　　然而，这幼小的信念还没有发育成熟，一场狂暴的灾难就席卷而来了。六六年八月，在一次震惊全省的动乱中，我一向崇敬的父亲被戴上五尺高的帽子，挂上二十多斤重的木牌，在疯狂的斗争会上被宣布罢官。转眼间我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被遗弃在红卫兵的行列之外。紧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抄家、游街、绑架、鞭笞、粗暴的人身侮辱。祖父和外祖母都被驱逐到了农村，不久就死在故乡。父亲被折磨得生命垂危，母亲精神失常、半身不遂。父亲的工资扣发了，我们不得不卖掉最值钱的东西，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兄妹八人随时可能成为举目无亲的孤儿。我们战战兢兢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自己的生命，随时等待着毁灭。
　　六八年，在一次新的狂潮中，我又被席卷到农村。从那以后，我开始用自己的双脚跋涉一条屈辱和艰难的道路。刚到农村，我就受到了特殊的“关照”。我喂过猪，掏过粪，当过染匠，当过扛麻袋的力工……所有别人不愿干的活儿都少不了我的份。数九寒天，我要在每天早上砸开染缸中厚厚的冰层，把一块块碱水浸泡的布捞出来。刀子一样的凛冽寒风把我一双被碱水浸蚀得乌黑的手割出道道血口。我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偷偷流下伤心的眼泪。没人敢怜悯我，没人敢同情我，只有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陪伴着我。多少次，我在睡梦中被冻醒，睁眼一看，被子上已经一层霜雪……我不相信我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我估计我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持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偷偷写过遗书，那时，我才十七岁……
　　然而生命并没有象我想象得那样脆弱，我活过来了，但坎坷不平的道路并没有走到尽头。招兵时，我踏破了征兵办公室的门槛，用颤抖的双手捧上写着“以我血表我忠心，以我血荐我当兵”的血书，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血书被践踏在地下，我被推出门外……
　　大学招生时，正是阴雨天气，我奔走在公社和县城之间。风雨中我折了三个来回，赤着脚走了四百八十里。脚被划破了，斑斑血迹渗透了泥泞的道路，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我连报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当我浑身透湿回到低矮的小屋时，我几乎绝望了。
　　但我很快又从绝望中挣扎了出来，我小时候深藏在心中的志向并没有被残酷的岁月磨灭掉，它一直点燃着我生命的火花，始终以它的反抗来证实它的存在。多少年来，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走遍了半个中国，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战士，当过汽车驾驶员，当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当过队办工厂的主管人，当过采购员和技术员……我吃尽了苦头，碰得焦头烂额，但生活并没有改变我的基本性格，而是把我锤炼得更加顽强有力。我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写了大量的文章、笔记和信件。我看到的不只是我，而是整个社会。我在思考，我在探索。我竭力去发现社会的真象，不是为了适应它，而是为了改变它。正是这种包天之胆，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农村，我因为怀疑林彪而受到过追查；在部队，我因为对江青不满而受到过恐吓。但我并没有畏惧，我继续剖析着社会。不知有多少好心人对我好言相劝，而我全然不顾，依然在探索的道路上只身前进。为此，我终于受到了一次骇人听闻的迫害。由于坚持原则触怒了某个领导，七三年底的一天，我被注射了六针冬眠灵，在全昏迷状态中被抬进了精神病院。当我醒来时，已被囚禁在四面高墙之中。在这里，我被关押了四十天。然而我没有屈服，我思考着的头脑并没有被摧毁，我手中的笔并没有停歇。我曾在笔记里
　　写道：“中国的安定团结，与张、王、江绝不共存！”“同这一类人将有殊死的斗争，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已下决心同他们干，干到底，干到死！”
　　我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不是来自那些空洞的教条，而是来自于人民，来自对人民的苦痛与命运镂骨铭心的关注和由此激起的责任感。
　　七五年，我们到新疆执行任务，途经甘肃农村时，我看到了用泥巴糊起来的房屋，看到了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我哭了，我把自己的面包、干粮全部送给了他们，并用自己的笔愤怒揭露了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牛皮吹破天的家伙们。当河南发生特大水灾的消息传到部队，我又一次禁不住对着戈壁滩放声大哭。我不曾为自己所受的打击流过眼泪，可对身受灾难的人民，我不能不声泪俱下，象个软弱的女孩子。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百元钱寄给了灾区。不久，我又提出到灾区落户的要求。那时，在我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厚厚的“反革命”的材料。
　　“四人帮”粉碎后，省委落实政策，把我从农村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十几年的漂泊之后，除了精神上不可磨灭的创伤之外，我一无所有，孑然一身回到了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切又从头做起了。
　　我个人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我常这样想：如果我是街头的乞丐，如果我是捡煤渣的孤儿，如果我是被摧残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相比，我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同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他们的存在为什么要受到无情的蔑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抗争，同恶势力抗争！正是这种责任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使我能一次又一次地在困境中崛起。
　　严酷的生活可以使人油滑世故，也可以使人绝望毁灭，但它还可以把人锤炼成铁臂铜头！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分享者的私囊里，而是在创造者的双手中。生活就是创造者的艺术。对丑恶和黑暗，我决不想去适从它，而是要埋葬它。也许到头来被埋葬的是我，但我的心是永远不会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