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懋昭：几十年后被追记大功的革命烈士_追婚记大结局

　　198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北京接到仪陇县委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他们在征集党史资料过程中发现一个叫席懋昭的重要线索——此人1935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并护送陈云去上海，以后两人还在延安见过。1949年11月牺牲于重庆渣滓洞。问询陈云同志是否能够证明？
　　这封信激起了陈云对长征的回忆，让他陷入深深的沉思。在他的记忆中，是有这么一位护送他去上海的同志，但时隔数十年，已记不起那位同志的名字，只记得当年他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其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于是，陈云叫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的情况，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调查线索——查找延安中央党校是否保存有席懋昭的档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纠正解决，特别是对重庆“中美合作所”及军统集中营死难者的复查工作迅速展开。重庆解放后，“11·27”死难烈士筹委会随即组成烈士评审委员会，根据审查烈士标准，于1950年1月18日至26日在全部死难者331人中确定为烈士者236人，其中95人未定烈士。1981年12月10日，鉴于殉难者的战友、领导、亲属、狱中脱险难友等纷纷来信要求，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在重庆军统集中营被害而尚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并着重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
　　在复查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被害的未定烈士工作中，一位由西康远道押来渣滓洞关押的死难者席懋昭引起了当地史学界和党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那么，仪陇县委写给陈云的这封信是否能为这位渣滓洞的死难者证明和澄清，让难以深入下去的烈士复查工作峰回路转？
　　在陈云提供的“灵关殿小学”这一重要信息之下，不久，四川省委组织部给陈云寄来一张照片，且查实了席懋昭确曾在灵关村担任过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
　　陈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脑际中不由得浮现出长征中的一幕……
　　护送陈云出川
　　1935年5月，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到达西康省天全县境内，即将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就在此时，中央红军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中央决定派陈云去沪，一方面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可当时红军处在敌人的包围追剿之中，从天全县到上海约有数千里，且关山重重、道路险峻，要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保障陈云安全出川就成了棘手的问题。
　　曾任中共成都北区区委组织干事的席懋昭，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不久，一天，他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说有人叛变，特务正四处搜捕，组织决定让被出卖的席懋昭等人立即转移到西康一带活动。1935年春，席懋昭通过在刘文辉24军5旅28团当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在天全县谋了个灵关殿小学校长的职位隐蔽下来，并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任该校教导主任的党员贺伯琼结成革命夫妻。当中央红军北上经过天全县境时，他们联络当地党员魏守端，组织起一支小游击队，以大刀长矛、鸟枪为武器，袭扰敌民团，接应红军入城。
　　当进驻天全县的中共中央正为陈云出川之事犯难时，恰逢有人告知中央首长，一个叫席懋昭的人领导的游击队刚参加红军队伍。眼下这支熟悉当地情况的队伍中不是正好可挑选出合适的护送人选吗？！听完游击队的情况汇报后，组织上认为这位只23岁的领导者有斗争经验，应变力强，熟悉周边各县地形，又是久经党的考验和艰苦斗争锻炼的同志，是最佳的护送人选。刚参加红军才7天的席懋昭在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深感这一任务既光荣又重大。
　　为冲破敌军的层层封锁，经中央研究，由川西往川东到重庆，经水路到上海是出川的最佳路线，并规定此次行动任务为高度机密，必要时席懋昭要以生命为代价保证首长安全。计划已定，陈云和席懋昭开始准备行装。他俩穿上了乡村教师的长大褂，目的是为顺利通过沿途盘查。当时，教师在乡村中是受人尊重的职业，席懋昭又是小学校长，便于掩护。
　　中央考虑到陈云要顺利通过目前的险关，得有一个能打通关节的人物引路。恰巧，红军抓到了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待陈云和席懋昭启程后，有意让家住荥经县的教育局局长“乘人不备”逃掉了。一天，天下着濛濛细雨，在泥泞的田间小道上，席懋昭“偶遇”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教育局局长，便上前主动搭话，声称自己和同样装扮成教师的陈云前几天被共军围了去，刚从县上跑出来。教育局局长信以为真，喜出望外，便讲出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实情。于是，三人成了“难兄难弟”，结伴同往荥经。他们走山路，翻山岭，穿密林，在快到荥经县的山口遭遇民团挡道搜查，教育局局长亮出身份，还与民团头领打招呼，巡防的民团一看是熟人，点头放三人过卡。在教育局局长的再三邀请下，陈云和席懋昭还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推说要去投奔远亲，两人即行告辞，踏上了前往雅安的路途。来到僻静处，陈云又换装化为商人，席懋昭则扮成随从采购的样子，这样到西康省府之地才不有失身份，万一查到，也好说是收山货的。席懋昭利用对当地及周边地形的了解，带着陈云夜走小路、山路，钻山沟，沿途应付敌人一道道的岗哨盘查，辗转10余天，途经雅安等地到达了成都。
　　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以围堵红军之名已渗入四川，镇守蓉城的刘湘和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这杀气逼人的反共氛围，让进城后的陈云和席懋昭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穿街走巷，避开易引人注意的闹市，躲开巡逻的军警、便衣特务，来到接头的地方。与陈云接上关系的人只匆匆说:“这几天外面查得紧，成都不能久留，你得赶快离开这里。”第二天一早，陈云托人去到成都春熙路31号的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启事写道:“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上书‘廖家骏文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约好的、向中央发回已安全到达成都并准备前往重庆的暗号。
　　到渝后，陈云持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按地址找到刘伯承以前在重庆的居所，与他在药铺的弟弟刘叔禹接上了关系。刚安顿下来，席懋昭便马不停蹄地早早赶到朝天门，买好数日才有一班到上海的班船船票。待由渝去沪的轮船出发时，陈、席二人于朝天门码头依依握别。10多天来，席懋昭和陈云从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到重庆，行程约700公里，闯过敌人一个个关口，结下了彼此难以忘怀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