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人生 [人生体验论生活改造论的美学]

　　整个20世纪里，中国美学以一种逐步自觉、开放吸收、持续展开的建构姿态，在学科形态改变、理论话语转换与转换方式等方面，不断朝着思想的体系化、理论的逻辑化、方法的科学化方向发展。这种新的学术建构姿态及其引导下的学术努力，带来了20世纪中国美学具体理论思维、理论观念和理论指向等的显著改变，也形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新的建构意识和理论内容，特别是呈现出比之以往更大的思想包容性——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重建意愿、大众生活的幸福设计，在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中集中交织，体现了具有鲜明时代文化特征的新气象。
　　宗白华的美学，正是诞生并行进在这样一条理论建构道路上的“现代中国美学”。一方面，宗白华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通过深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具体研究中国哲学与美学思想，细心领悟中国艺术观念与艺术创造实践，尤其是进行广泛的中西文化、美学与艺术比较研究，在《论中西画法之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之空间意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底空灵与充实》、《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一批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美学命题和重要理论思想，形成了极为丰厚的学术成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及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又在《美从何处寻？》、《美学的散步》、《康德美学思想述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等重要研究成果中，进一步探讨和阐发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精妙理论、特别是中国艺术创造的丰富实践，十分独特地形成了以“散步”为风格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方法。
　　另一方面，宗白华的美学，也是热情提倡、认真践行“人生艺术化”的美学。20世纪30年代，宗白华在全面介绍歌德思想、深入考察歌德人生探索的基础上，曾经以《歌德之人生启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对歌德的人生世界、生命理想及其《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作了最初、也是全面细致的分析，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宗白华“拿歌德的精神做人”，以歌德为人生价值实践的模范，通过深心体会中国传统人生理想、尤其是庄子式超越凡俗、回返生命本真的人格精神追求，在美学和艺术研究领域深情不懈地呼唤社会文化的理想创造、人生生活的审美改造、个体人格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提升，从而将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对人生实践理想、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问题的思索紧紧联系在一起，鲜明地体现了以解决人生现实问题为价值指向的理论精神，深刻启示和积极引导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方向。
　　一
　　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近现代哲学训练的现代理论家，宗白华立于20世纪中西文化时代交汇点上，始终保持了自己鲜明坚定的现实文化意识与理论立场，即“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底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底一方面——研寻其意境底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底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1]。可以认为，宗白华始终把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理论建构的中心立场，放在深刻发掘、系统总结和高度阐发中国文化、中国人审美意识与中国艺术精神之上。他以哲学思辨作为观念深化的基础，以个体实践作为人生体验的途径，以诗性阐发作为问题呈明的方式，在持续深入、细微发掘中国文化意识、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艺术创造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深刻揭示了审美活动、艺术创造的内在生命价值意味及其具体表现特征，而且积极张扬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美学的特殊理论意识、中国艺术的独特创造价值。正是在面向现实文化建设、持守特色性理论思维、体现理论研究时代指向的工作中，宗白华美学深刻地奠基在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重建、中国人审美意识的现代发现之上，并且向我们贡献了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成果。
　　概括地说，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理论建构的重要标志，宗白华美学以艺术审美活动及其创造性价值为切入点，最主要地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理论内容：
　　（一）以艺术意境为核心，集中阐发了中国美学、中国艺术创造的文化精神意蕴及其具体表征。
　　从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意义方面来看，宗白华美学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理论”：一方面，在宗白华对美学、艺术问题的具体研究中，总是体现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现代文化意识，其理论指向积极地联系着现实中国文化的新的生命发扬与不断趋前创造的建设目标。另一方面，在宗白华美学的具体理论中，明显体现出一种现代学者的思想理性，它建立在宗白华对于近代以来人类知识体系演进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之上，同时又相当深刻地渗透了他个人对于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成果本身的精神质疑与价值反思。即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宗白华有关中国艺术意境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在集中体现其个人深刻理论眼光和高度理论成就的同时，在核心处实际也传递了宗白华对于以审美的人生实践方式来实现现代文化改造前景的热切意愿：当他强调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存在物象的交融互渗是艺术意境的特殊呈现，艺术意境就是“以宇宙人生底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藉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底反映”[2]，这一人类“自我的最深心灵底反映”，不正可以体会为一种对于理想性文化建构与人的生命活动关系的价值指向吗？
　　正因此，宗白华既从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需要出发——这种需要表现在他对于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前景的认识、艺术精神的新的时代要求、以绘画为典型的中国艺术现代发展的理解等方面，集中讨论了艺术意境的内在价值结构、生命意义的创造性呈现等问题，同时又总是将艺术意境的研究与积极阐扬中国美学、中国艺术创造的文化精神意蕴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看到，宗白华着力突出和深化“虚”“实”关系在艺术意境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强调通过“虚实相生”的创造性统一而诞生艺术审美的无穷意味、幽远境界，可以认为，这种独特的理论意识就体现了宗白华美学对于蕴含在中国艺术创造实践中的中国人宇宙观之“虚”“实”辩证性的充分肯定，亦即如其所说“虚和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3]——这个“宇宙观”，恰恰是站立在中国艺术创造背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而当宗白华深入中国艺术的内部，发现了“高、阔（大）、深”这样一种层级化的意境创造表现，并将之提升为以“情胜”、“气胜”、“格胜”为体现的“艺术意境三层次”理论，进而意味无尽地持续阐明并强调“格胜”之境作为艺术创造之最高理想的终极性审美价值——超旷空灵而如“禅境”，在拈花微笑中深心领会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微妙精神，他其实正是以一种特殊的美学阐释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生命价值的体验结构、人生意义的积极实现方向。特别是，当宗白华在艺术审美实践领域将意境创造与人格的创造直接联系起来，反复强调艺术意境创造首先必须成为一种人格的创造，要求将养成一份“空灵”而“充实”的艺术心灵作为实现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关键，这其中不仅反映了宗白华对于艺术意境创造深层核心的独特理论意识，而且高度体现了他对于以自然体验为核心、人格生命为象征的艺术创造本质的指向性把握。很显然，这种把握又直接联系着宗白华个人深心中的文化价值建构自觉、人生实践的意义追求，亦即在“能空，能实，而后能深，能实”的艺术心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里，发现“宇宙生命中一切理一切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