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在中速增长_稳增长

　　在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保稳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之后，考虑到短期内企业经营方式、赢利模式难以根本扭转的现实，我们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以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增速适度回落是好事
　　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中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如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等，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
　　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非常明显地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
　　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造成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中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政策调整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增长，其实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5月反而有所降低，实际调研中也没有发现大量解雇职员的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得到缓解。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
　　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短期过快下滑有风险
　　从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现有增长模式下，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
　　在经营方式和赢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伴随着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都出现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况。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会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
　　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今年1月-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个和21.4个百分点。其中，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别仅增长5％和4％左右。1月－4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6％，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
　　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可能出现增速回落——效益滑坡——过度悲观预期——生产和投资收缩——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往往可以被高增长、高效益所掩盖；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下降，各种矛盾和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
　　今年以来，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已经开始发生：
　　一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将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减少、投融资平台再融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可能面临一定偿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