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生态诗写的初步理路|叩问人生的诗

　　陈仲义·叩问：生态诗写的初步理路　　孙基林·本体性诗歌叙述与其诗学论说　　一　　生态失衡日益围困着我们，特别是环境、人口、资源三大危机正在酿造人类的“准末日”，那些不可抗力的天谴：海啸、地震、火山、泥石流、飓风、暴雪、“厄尔尼诺”，那些因自身失误所造成的人祸：肆意排放、过度开采、滥伐狂捕、核威胁核竞赛、艾滋病等等，日复一日生产着“自食其果”的悲剧。当天灾与人祸结成同盟，恐怖就加倍了。生态的恶性循环，同时加剧了人的精神堕落与道德下滑。
　　没有什么神明可以抵御一次次灾难来临，人类只有依靠自己救自己。于是人们开始拉开生态保卫战。1916年美国成立生态学会，1935年坦斯利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概念，1949年利奥波德摒弃人类宰制自然的观念，1972年奈斯倡导生态中心主义整体观。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呼唤着生态诗学迅速崛起，一场与之相伴的生态文学风潮应运而生：在生态与文学的框架下，主张人类重新审度确凿无疑的文明前景，扭转人类贪得无厌的物质目标，削减过度追逐的经济利益，改变放纵的文化风尚，主动抑制科技主义的绝对主宰，用诗性的目光言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或许可以在濒临之地找到一点攀援的阶梯，以缓解日益跌入的深渊。并且积极、主动地创造另一种生态文明，重新接受自然、简朴、节俭的生活方式，呈现一个不仅可憧憬，也可栖息的绿色之家。
　　生态诗学是关乎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关乎自然对人的恩赐庇荫，人对自然的反思与“补偿”，特别是人对自然的责任道义(包括为此而做出的牺牲)——这一切，都在生态文本中烙下鲜明的价值取向，其意义如同布伊尔所声言的“为处于危险的世界而写作”。不言而喻，生态是人类最大的根源性难题(涉及制度、生产、消费、道德等等)。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发展至上、欲望驱动、娱乐至死、物质主义、超前消费……已然将人类拖向灭顶的边缘。任何听之任之、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责。这是一次远比“救亡”更伟大的“运动”。表面上是对一些花草树木发表“声言”，实际上隐含着人类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即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不可不谓大而重、宽而广。生态诗学提出了诸多大命题：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为何出现那么多负面?究竟是什么原因铸成如此大错导致如此危机?如何亡羊补牢才可能有效缓解?如何赎罪拯救才可能保证可持续生存?单靠直接呼吁诉求是不够的，将深重的思考化为真切的体验，并艺术地转化为文本传播，是每一个作家诗人起码的生态“良心”。
　　严格而言，30年来大陆生态诗学、生态诗歌虽时有先行者奋力播撒，呈现“客串”或星罗棋布，但仍未“燎原”——从未出现过以生态为主导目标集结的生态社团、生态群落与生态流派。生态诗这一隐性“编制”，依然混杂在整个诗歌的大部队里，未能取得规模性番号。
　　世纪之初，生态诗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号，有一个叫华海的诗人专操此道，他持续多年主办《生态诗专栏》，先后出版6部创作与研究的集子；稍后，生态诗同好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生态诗歌团队和中国生态诗歌博客；其中侯良学(阿红)完成了第一部名为生态诗剧的《圆桌舞台》……种种迹象表明，生态诗歌开始全面亮相。
　　但应该看到，由于生态诗学理论较为欠缺，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不足，自觉性不够，早期多数文本较为直接、浅显。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提速阶段，高消费助长了人们对生态维护的轻视，自然界一再响起沉重的挽歌。更为窘迫的生态问题，叫生态诗写面临一场更具方向与规模的选择。
　　二
　　生态诗学向来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延续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点；一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关系主义观点。前者的逻辑起点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所有的物质环境都以“利害”环绕着人，一切以人的需求为圭臬，(如浪漫派赞颂大自然，寓情于景，实际上自然山水成了人的功利性、工具化符号)。而后者则抱着等价、等值的共体自然观，在同体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密切维护着普遍联系，故而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生命主体，与人相互印证、互相照耀，(如梭罗视荒野是更高级的文明，宁作荒野的孩子也不做文明的统治者，成了现代生态诗写意义上的先驱)。
　　生态诗学理路存在某些对立和分歧是正常的，它将怎样影响具体的生态诗写笔者没有太多考虑，只是认为：传统的、浪漫时期的生态山水诗自有其历史地位，有权沿袭自己的审美旨趣(尤其与人感应的部分)；当代生态诗的书写在保留先进的生态意识时，没有必要像严谨的生态研究科学那样“斤斤计较”。凡是一切有益于生态的资源营养，我们不仅要“兼容并蓄”，而且多多益善。
　　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让人们淡化诗歌题材分类，这是一种进步。所谓工业诗、矿山诗、森林诗、铁道诗……逐渐退出视野。由于长期以来受主流题材压迫，人们天生反感、很不愿意再接受标签，然而，考量到生态危机的峻切严重，为某种严峻的功利所驱使，将生态诗写再做一次“题材”归属，不啻情有可原。事实上，许多诗人在自己“无标签”诗写中，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到生态(如于坚、雷平阳、张联等)，许多诗文本也都模糊了分类学的界限，呈现浓郁的生态色彩。当下，为突出“生态”的凝重与迫切，冒“题材论”风险，毅然将生态做出“单列”，并加以鼓吹，并非理亏。
　　人们担心，由于生态诗歌比一般题材面对更重的“历史使命”和“命运较量”，可能会产生生态观念大于文本的不良后果，重新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有论者提出“是否具有现代生态观念是检验一首诗是不是生态诗的标准。”笔者以为，这话还不够到位，因为真正出色的生态诗是不太看得见观念的。在一些成熟诗人那里，他们并不具备明晰的生态思想，却也写出不错的生态诗，这说明生态的生命体验，要远远重于一般观念理念。问题是，生态意识赤裸裸呈现于外部，是早期稚嫩的不成熟的体现，只有隐含于文本内部的肌质里，方可避免观念的“传声筒”。
　　根据生态诗学与生态诗写的特性，我们主要的关注度是：生态诗业已初步站住脚跟，那么接下来何以持续成长?生态诗能否脱逸“行业”制约，独立成型，成为人类又一必备的“镜像”?生态诗因其特别能“沾亲带故”，如何在与“他者”共处的模糊中，突出自身独特的美学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