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地方军事化】 海口军事化地方

　　摘 要：清王朝历经康雍乾三世之治达到鼎盛，盛世之后便迎来了任何王朝都要经历的颓势。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两次大冲击，清王朝的经制兵显示出颓废与无用，最后借助于团练，才得以平息叛乱，晚清地方军事化因此兴起。本文主要拟从晚清地方军事化的产生出发，分析地方军事化、士绅、宗族、尚武观念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晚清军事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地方军事化；团练；士绅；尚武观念
　　作者简介：胥猛（1986-），汉族，硕士，学习单位：苏州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E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地方军事化经历了明清时期一个长期过程，是我们探讨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地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并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促成了明清时期地方社会“自治化”的趋势。[1]随着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不断爆发，地方军事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而又复杂的现象。
　　1、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出现
　　“地方军事化”是由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提出的，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学术概念，所谓“地方军事化”就是一种将地方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参加军事活动的过程，并使人们更多地投入到武力行动中。所以，当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与危机的时刻，地方军事化才有可能出现。晚清军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炮火炸开，大量外国工业品流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大量传统产业崩溃，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官员**，军队堕落，民生凋敝。在这种背景下，晚清中国叛乱迭起，社会动乱加剧。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是对清廷正规军的一次检验，八旗、绿营经制兵毫无抵抗之力，现有的军事力量已衰朽不堪，事实证明这两支军队完全不能胜任，很短时间内他们就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意识，几乎使朝廷与他们一起灭亡。在这样危急关头，清政府被迫放弃以前扬满抑汉的治国政策，命令在籍汉族官员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挽救统治。由此产生了新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这些军队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使清政府得以残生。一般说来，地方军事化包括团练、绿营兵两种地方武装。绿营兵虽然驻扎在地方，但其处于国家经制兵中，纳入国家军事制度中。团练是由地方组织的，各种权力由地方士绅掌握。最基层的团练以村为单位，地方名流与氏族组织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面临的挑战的升级，由多个村庄的联盟形成了“复合团”，然后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扩大的复合团，以湘军为代表的高度军事化的地方军是发展的最高形式。“一级级正统名流在面对共同敌人时，能使他们的内部交通联系服务于一个能在各级社会中争夺权力的完整的军事体制——从地方治安力量和以村为基地而组成的团练直至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地方军。”[2]这些新的军事力量虽已发挥正规军的作用，并且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却不是国家的经制兵，由当地的团练发展而来，是地方性的军事武装力量。所以说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地方军事化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2、士绅、宗族与地方军事化
　　在这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使得地方名流绅士投笔从戎创建地方武装，加快了晚晴地方军事壮大的脚步。在这个关键时刻，绅士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办理团练甚至组建军队，影响着地方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他们在地方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地方军事化时期，地方的绅士阶层，宗族等各种社会势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合。作为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自明朝后期，宗族就已经承担起诸如赋税、教育、治安等一些地方事务。在宗族比较发达的地区，宗族成为地方政府推行乡约的主体。因此，在地方社会面临外来冲击时，宗族成为绅士和地方行政力量动员的主要对象，宗族的成员成为团勇和领导者的重要来源。在此过程中。一些士绅和宗族利用这一机会，谋得了在地方社会中上升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重新构建他们在地方权力中的地位和影响，使得自己的宗族由乡镇的权力中心迈进县的权力中心，更有甚者渗透到省级权力中心。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胡林翼创建“亲兵”、曾国藩和湘军、刘于浔和南昌防御，这些案例表明，在地方军事化期间，面对团练制度在地方社会的建立，地方社会的不同宗族之间和士绅阶层内部都经历了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不同功名之人和各宗族能够进入或者接近当时的各级地方权力中心。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宗族和士绅之间的整合并没有形成一个均质的整体，内部分化时有存在。一些个人和家族利用这一契机取得资源，开始重新建构在当地的地位，势必引起整个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分化和重组。因此，军事化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趋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基层社会权力结构运行与整合。
　　3、地方军事化与尚武观念的变迁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宋代开始，历代王权就推行“尚文轻武的政策”。“好男不当兵”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广泛流传。不过，在严重的内乱面前，清朝统治者为其统治的需要，开始推行“尚武”的文化意识，要求在籍绅士办理团练，导致了汉族官僚在统治权力中的上升，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在自强的口号下，训练新式军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头戏。
　　当从军不再受歧视，军人不再在等级社会里被列为最低层次时，晚清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受过新式教育的学人士子拥护编练新军，他们把尚武主义看成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以及公共意识地最好工具。他们大声疾呼，非但要对军人进行新式训练，而且还要实施军国民教育，以造就尚武的新式国民。与此相仿，教育家为了使民众适应更加广泛深远的改革而提倡军国民教育。这些学人士子和教育家来自士绅阶层，士绅也支持中国走向尚武好战。对大量低级士绅来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军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新工具，有利于重新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另一些士绅则认为，尚武主义是训练国民的基础，而国民是中国复兴的根本。商人，尤其是具有爱国观念的商人，也赞成编练新军的计划，他们估计中国终究会走向强盛，指望从中获得好处。[3]
　　参考文献：
　　[1]、李平亮：晚清地方军事化与基层社会的重组[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 第3期
　　[2]、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第193页
　　[3]、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