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纪事]敌敌畏纪事

　　那一年，我下乡已近两年。“四大累”里除最后一累外，拔麦、脱坯、挖河都做过了。两年，已具备返城资格。可我父母是那种最没“路子”的知识分子，社会交往稀少且限于同类呆人；我又近视，当兵无望，招工也只能是“壮工”一类。连某翻砂厂都挑挑拣拣不愿要我。面对此情，我倒没啥焦虑，心说这辈子就在乡下过完算了。娶个漂亮媳妇（这我有目标有把握），盖四间砖房，圈个院子，养条狼狗，夏天还能在水库里游泳，高兴了就把那帮市里的朋友招来玩两天（我插队在市远郊），这也不比在城里当又糙又累的壮工差哪儿去。况且，那时我已自学了针灸，捻、提之手艺，和对经络、腧穴理论的熟稔，直逼专业水平。日后，混上个轻省的赤脚医生，当亦非难事。
　　可我父母不这么想。照说他们生在乡下，念书工作才进城，但提起农村，就跟提劳改队差不多。怎么把我“办”回城，找个说得过去的事做，是他们全部心思所在。春节我探家，某日爸爸带来一中年人，说是要点拨一下我扬琴。我认真敲了一段由锡伯族民歌改编的独奏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这曲子问世不久，难度较大，那人听后颇满意。在考了我一通乐理知识后，他又掏出一盒校音器一支支吹，试我的“耳音”。最后，他点点头说这小伙子还行。我正等着他点拨呢，那人却要起身告辞。我爸忙拿出一顶棕色长毛皮帽递上去，红了脸说：“可不是专意送您礼，天这么冷，让您……”这种皮帽在当时是时髦高档货，也很难买到。为抢“许大马棒帽”，小流氓们马路上动插子的事常有。那人并不过分推让，拎上它走了。
　　我若有所悟，忙问爸妈：他要招我到文工团？妈说，比文工团还好呢，拖拉机厂要一敲扬琴的。听罢我有些恍惚。知道父母事先不告我，是怕考不上我受刺激。我心里略微一酸。想想从小学起我就不断捣蛋惹事，让二老伤了那么多回心，而此番结果毕竟有一大半儿是靠自己的手艺换来，感觉又很踏实。这个春节过得颇“隆重”，家里一年的肉票（副食供应券）悉数用尽。我说这至于吗？妈说：“怎么不至于？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们一年不吃肉要什么紧，现在不是有‘植物肉’吗？报上说也很有营养的。”开春，我回村办了返城入厂手续，在“爱好与特长”栏里小心正楷写上“扬琴。有独奏水平”。为祝贺我好运天降，叔叔把他排了三年号才轮到的“凤凰”车票都送了我。这样，我成了拖拉机厂的车工。工余时间在厂文工队排练、演出。
　　我师傅名叫高坦，约二十六、七岁。他是从“天拖”（天津拖拉机厂）过来的。这号“援建”工人，我们厂有200多位。高师傅肩宽体长，一团络腮胡子刮得煞净，让脸白里涌青。那双长眼睛却稍稍稳住些他的英气，看上去又强悍又文雅。这相貌真让我自卑。和我一块儿进齿轮车间的徒工一共12位，其中3个小妞长得颇可细看。不幸她们却被分到3个粗汉手下，让人痛心又放心。凭我少年时代就有的经验，推己及人，我理解也能体谅高坦的失落及对我的一脸漠然。——咳，我感到特别对不住他。还没怎么共事呢我就他妈的犯了“错误”！更糟的是，此错误还只能由车间党政人事头头们拧成一股绳帮我“改正”，我冤大发啦。可再想想高师傅，比我还冤，我心里更加不好受。头两月，我是规行矩步以屈求和，长这么大，头回人前显“坛”。由于心情不好，每天下班后，往单身宿舍床上一躺，想的竟是在乡下的种种美处。一个健康快活的村姑，此时变得灿烂无比。我为她写了30来首诗，五言七言半格律自由体全有。在诗里，我把那村子想得比孟浩然串门儿的地方还美。写得我眼泪差点上来。
　　渐渐高坦对我的态度有些变化，但仍是话极少，只说必须说的。别的徒工已和师傅好成一疙蛋了，饭菜票扔在一起，个人工具柜的钥匙彼此拥有（在工厂，这是感情亲密的象征），厂休日还一起到市外炸鱼打鸟淘古钱。对此，我说不上羡慕，只是想与师傅关系正常些就好。我发现，高坦不是几乎而是根本没有朋友，一脸冷傲，独往独来。即使与同来又喜欢抱团儿的天津人也很少过从。齿轮车间的青年工人分几“拨”儿，相互蔑视彼此拆台。车间的头儿们对此似乎各有所亲，更助长了这股邪气。当时拖拉机厂有三个热门儿车间，即底盘、装配、齿轮。有人说除非干部子弟或“路子”更冲者，一般人根本别想进来（即使那些被工厂占了耕地，理直气壮“农转工”的坐地户，也只能进锻压和铸造车间）。我想，这帮小子是把他干部老爹那套操蛋权术都带到工厂里了，心下多有不屑。这几拨儿人虽互不买账，但在对高坦的态度上却很一致——既看重又仇视。高坦没碍着任何人，那么所恨的，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举一小例：每天下班后大家洗澡，互相开生殖器的玩笑是永不厌倦的固定节目。可高坦非但从不附和，连笑也不笑。弄得大家比他还别扭。就我接触的事实而言，我至今不相信什么工人的“朴实”、“大度”。中国人该有的坏毛病，他们一样也不缺。比我现在置身其中的“文人圈”，弯弯绕绕一点不少。就为这，我对高坦陡添敬意。他的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太不容易了，他本可从众而不付代价。想到这一层后，我更加主动和他相处，彼此间关系又有些发展。
　　记得那天星期三厂休，高师傅可能实在无聊，就到了我宿舍。我正躺着翻一本已看过多遍、发黄变脆的、“有严重问题”的1957年7期《人民文学》（此刊是我下乡时从一农民家找到的。这家人全绑一块儿识字恐不过三千，却有十几本过去年代的《人民文学》和《蜜蜂》，比较奇怪）。高坦看到我手里的杂志有些惊讶，“你还看书？”这话教我窝火。我心说，我“还”看书？我看过的书你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我当时特别懊丧手里拿的不是《静静的顿河》，至少也应是本《吉檀迦利》啊。但我没敢流露，就含糊应了一声。他问我最喜欢这里哪篇东西，我想他是看过这期刊物的，就想试他一下，“《美丽》”。高坦略一顿道，“你还能看出好歹，不过还是嫩点，这里面最好的应是宗璞的《红豆》。”听罢此言，该我惊讶了。我感到我们之间的气脉已被宗璞点通。我甚至有些醉乎乎的。接着高坦为我背了一段主人公齐虹的“哲言”，我一时忘情，指出他小小的出入。他没有不快，只是翻开书订对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下了饭馆。我从18.5元的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一，要了葱爆肉、烧茄子、花生米和啤酒（这是给我记忆最完整的一顿饭）。晚上，高坦有了谈话兴趣，并看了我刚写的一首律诗：“偷生燕赵地，寒鹤倚衰林，残英犹在目，秋风已吹心。淅淅添泪眼，阵阵暮云深，怅望东天月，长啸欲损神。”他说我素质还好，只是缺乏骨力。那时我还不知道“骨力”这词，就痛快说我本不在乎别人鼓励不鼓励。高坦为我写下骨力二字，让我又尴尬又钦佩。当晚，我平生头一回失眠，我兴奋呀，就盼着快点儿天亮上班见我师傅。我躺在床上胡乱思想，最后落定到一点：尽我所能帮高师傅牵线把那位最有气质的女徒工“拍”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