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_高校青年教师成长的三道坎
高校青年教师绝大多数都拥有研究生学历，硕士或博士学位，从6岁启蒙算起，经过12年基础教育、4年本科教育、3至6年的研究生教育，当他们拿到学位又在残酷的竞争中进入高校任教时，基本上面临“三十而立”。除了立事业，还得立生活，这是“青椒”们急需面对的现实问题，然而，现实中，他们却有许多道不出的苦衷。
生存坎
33岁的孟老师是省内某重点高校的讲师。
记者与孟老师的采访，临时约在她一个朋友家。一进门，客厅里的家具都盖着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膜上积了一层灰，似乎有一段时间没有住人。
“朋友出国了，正好最近我公公婆婆来长沙，没地方住，我晚上就跑到这里来借宿。”孟老师解释道。原来，学校提供给孟老师的周转房，是经过改造的筒子楼，一室一厅，40多平方米。孟老师的公婆最近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家里地方太小，孟老师夫妇俩只好借宿在附近的朋友家。
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孟老师，27岁就走上了这所重点高校的讲台，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的丈夫，则是毕业于现在这所学校的一名博士后，已留校任教，是一名年轻的副教授。
两人年纪轻轻，都拥有高学历，都任职于重点高校，旁人听来格外艳羡。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孟老师夫妇的生活似乎并不宽裕。
在孟老师的工资条上，扣完各种税、费，每月能拿到手的基本工资不到3000元，作为一名文科教师，其他收入来源也十分有限，连同岗位津贴、课时费、科研奖励等七七八八都算上，年收入也不足5万。孟老师的丈夫情况略好一点，“年收入比我要高几千元。”孟老师告诉记者，这还是近年学校涨了两次工资之后的收入水平，以前还少一些。
2008年结婚后，孟老师两口子一直挤在筒子楼里。2009年，两人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东拼西凑又借了一点，凑足12万元首付，买了一套商品房供着，一直空在那里没钱装修，到现在还没能入住。
30岁的袁老师甚至惭愧地认为自己还在“啃老”。为了购置住房结婚，参加工作后的她还伸手向父母借了5万元，“反正当时我们借了不止一个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她深感无奈。
2009年，袁老师从西南大学博士毕业后到省内某一本院校任教。去年，袁老师的收入约为4万。“这还是收成比较好的年份，因为我带了毕业实习。”分摊下来，每月1200元的房贷，供起来都非常吃力。“比如，有个月4个同事和朋友办喜事，每个送200元的人情，就把那个月结余的工资花空了！逢五一、十一，这些工资还远远不够。”她感慨道。袁老师的丈夫收入也很有限。“现在每个月一发工资，我们就把余下的钱凑到一起，去添置一件什么家具，零零碎碎一件一件来置办。”
“青椒”们受教育时间长、积蓄少、收入低、处于婚育期，对住房有着强烈的需求，却又无力购买。住房是青年教师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每所高校棘手的难题。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例，该校理学院教授王玉凤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一名博士后入校后，可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博士是一居室；后来，博士后分一居室，博士只能住周转房；再后来，一律住周转房。这样开始还能周转两年，后来改为一年，现在连周转房也没了。”
房子之后，紧接着就是孩子。
33岁的杨老师任职于省内某重点高校，是留校任教的博士后，妻子在另一所一本院校任职。2010年荣升为父亲的杨老师，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留心入园难的问题，希望能趁早找到一家性价比不错的幼儿园。然而，幼儿园的择校费用居高不下，年收入6万多的杨老师心中明显多了几分焦虑。
前面提到的这些“青椒”们，大多还没有太大的赡养负担，甚至在买房首付等大开销上，父母还能略微资助一点，而袁老师学校的一位男同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该老师家境贫寒，作为鱼跃“农门”的唯一指望，每个月都要向老家的父母寄500元的生活费，而他妻子刚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正好怀孕在家休养。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经常到校外接课，周六周日也从不休息。
安居乐业何其难也？！
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对全国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调查，共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5个城市的135所高校，5000多人参与。最终形成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指出，“受访青年教师年工资收入3万元至6万元的占八成，31.1%的受访者每月有结余，余下的则处于收支平衡或‘赤字’状态。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同时结婚、买房、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现实问题又需要很大开销，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挤压作用迫使很多教师在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活动”。
王玉凤认为，“按照一般规律，人才的最好创造年龄是25岁至45岁，创造力的峰值是在35岁左右。年轻人才决定着一所学校未来一二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不重视这个群体的成长，高校将错失未来发展的机遇。”
“作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高校青年教师正处在创造力高峰期。可重压之下，他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不仅影响了自身发展，更将影响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也在为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压力而忧虑。
科研坎
“我希望正在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够通过，这样，我的职称评审就没有压力了！”
“我希望职称能够上去，然后中个国家课题！哈哈哈！”
问及今年的最大愿望，“青椒”们的答案不约而同都指向了科研和职称。
职称的等级决定了自己的福利待遇和发展前景。“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晋升路径，成为高校青年教师的成长指南。
职称评审严格按照量化指标来操作，学位、论文、科研课题等都被纳入这个指标体系，进行细化打分。学术论文发表等科研成果是其中的硬指标，且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各种课题、论文、出书的努力，归结起来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评职称。但青年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高校高级职称有一定的比例限制，经过20多年的职称评审，职称名额已基本饱和，只有等老教师退休后才能空出若干名额，僧多粥少，竞争惨烈。
职称评审制度下的科研压力成为高校“青椒”最大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