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心怀社会公正的海归经济学家_经济学家

　　“我们之所以回国，是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姚洋，一个睿智严谨又带有淡淡书卷气的经济学者。　　走近姚洋，却让我觉得这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一位参透人生的智者，儒雅谦恭，风采依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求学经历，使姚洋潜移默化地受其学派思想影响——关注自由，关注平等，关注社会公正。
　　与经济学的浪漫“邂逅”
　　姚洋最初与经济学“结缘”实属偶然。中学时代他就读于西安西郊的一所工厂子弟中学，1982年高考，全班50多人大多选择了工科，而姚洋却偏爱文科，当时北大招生简章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专业引起了他的注意——经济地理学，最终成了他的第一志愿。
　　1982年，姚洋考入北大地理系，北大丰厚的人文传统和自由向上的学习气氛，让年轻的姚洋充满好奇，他刻苦阅读各种书籍，从中汲取营养。
　　在北大，姚洋遇到了生命中一位重要的良师益友——林毅夫教授。那是1986年的一天，刚刚从北大地理系毕业的姚洋报考了由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管理科学中心的硕士研究生，并在那里遇到了林毅夫，从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1986年1月2日，还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在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台湾人’。”谈起初次见到林毅夫时的情景，姚洋这样说。那时林毅夫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国大陆。这次见面林毅夫给姚洋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最终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研究之路。
　　“第一次见面，林教授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题，是讲相对成本的：假如让你把西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是买好的还是买坏的?”对于此类经济学常识问题，当时的姚洋却是一头雾水。“从那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晦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讲得如此生动。”姚洋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在管理科学中心学习的3年里，姚洋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而是将学问和实际相结合，积极投身于改革的实践，广泛参加各种社会调研活动。
　　1989年硕士毕业后，姚洋回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国企因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而导致的严重资产流失现象有了深刻体验，并直接涉及到了他今后的研究课题。留学回国之后，姚洋对国企的民营化改革浪潮非常关注，通过对1200多家国有企业的深入调研，用数据说明了改制带来的益处。这同时使他在国企改制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心怀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
　　1991年，姚洋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学系攻读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再一次踏上了学术深造之路。
　　姚洋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一向强调平等，强调市场的不完美，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些影响，促使其成为今天国内经济学界少数对社会公正理论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之_。
　　受威斯康星大学“左派”思潮影响，姚洋1997年回国之后，亲身参与了关于社会公正的公共讨论，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多有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在姚洋看来，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按照“自发秩序”理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有必要反对什么或主张什么。“如若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强调社会的公正与平等，那还要我们这些学者做什么?”姚洋说。
　　对于公正的格外关注也使姚洋的身份变得有些模糊。“我对他的‘乌托邦’情结感到震惊，这与我心目中的海归派经济学家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位听过姚洋演讲的学生如是说。
　　姚洋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到商业社会的时期。商业社会只认同个人能力和机遇，不认同集体目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断层：—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方面，现实却无情地昭示，个人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急需做的，不是鼓噪民众的不满情绪，而是要为民众建立新的关于“应得之物”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是找到平等分配和市场分配之间的边界。
　　“我想我该是‘中左派’。”姚洋这样定位自己，“左派认为，国家要对经济和社会有所控制，要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决策权。我的想法是，国家的作用是创造一种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去自由地打拼，为社会提供向上的动力就行了口”
　　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
　　身为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姚洋，回国至今，—直高度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践行着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姚洋的童年是在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的。“我是半个农村孩子，几十年来，我对家乡农村一直很关心，我很熟悉那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姚洋的视野里，既看到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电话，农村青年也都用上了手机，摩托车后座还载着时髦女郎；同时也看到了原本的清洁乡村现在污水横流，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随处可见，环境在恶化，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这一切都让姚洋痛心、让他思考。姚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乡村的无组织化”。
　　“在过去20年里，我回过江西新干家乡4次，一次比一次感到村里的人情更淡薄了。儿时的伙伴都离开了村子，我为乡村社会网络的逐渐瓦解而感到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乡村的公共精神也丧失了。”姚洋说道。
　　姚洋认为，推行农村直选制是解决农村困境的唯一出路。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文化传统在“文革”时期消失殆尽，要让乡村的力量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只有通过村民选举。只有在这种制度性框架的保护之下，才能为农民创造一个学会民主参与的机会。
　　对于村民选举带来的负面问题，姚洋也并不回避：“一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把村民选举和乡镇体制改革、地方税收体制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把村民选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重点考虑。改善村庄的居住环境涉及村民切身利益，需要村民之间的协调，而村民选举以及由此建立的村庄治理机制为村民协商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此外，国家利用资金支持作为杠杆，诱导农民认识到地方性合作的重要性，由此可抵消村民选举对跨村合作的负面作用。”
　　近几年来，姚洋更多地走出书斋，投入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改革的现实之中，针对诸多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和宏论。他的《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等研究专著也已相继出版。
　　回首过去，姚洋坦言：“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回国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有参与感，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不能参与，将是一个学者人生中的最大遗憾。”
　　采访即将结束时，姚洋援引林毅夫回国时对他说的一段话来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我们之所以回国，是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