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轶印象】黄轶

　　我第一次见到黄轶，是2006年10月底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今小说通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会议的孔范今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他发来邀请函，又让战军致电，我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会议好像是在“舜耕山庄”举行的，我在大堂见到孔老师和战军兄，接下来就认识了黄轶，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寒暄了几句。当时我只是零星看到黄轶发表的一些论文，觉得要做苏曼殊研究，既需学识也要才情，这让我对黄轶刮目相待。印象中的黄轶戴了副眼镜，微笑而从容——女性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黄轶的博士论文《苏曼殊文学论》最终出版时名为《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苏曼殊文学论》。从博士论文到出版专著，这中间相隔时间不算长，但这个书名透露出来的学术信息更能反映出黄轶把握苏曼殊的独特视角以及她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度。苏曼殊“以诗人致力革命”，文学成就卓然，个人经历亦为传奇。从晚清到民国，正是近代与现代转型之际，气象万千。黄轶选择苏曼殊，显然怀抱了高远的学术理想，她试图从苏曼殊这一个案来透视历史转型之际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并以此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路径和内在逻辑。
　　以我有限的阅读观之，黄轶将苏曼殊置于近现代文化冲突之中，置于中国文学审美现代转型之途，对苏曼殊角色的定位应该是准确的。在黄轶看来，苏曼殊在“升天成佛我何能?……尚留微命做诗僧”的诗中明言了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一是诗者，一是僧者，而第一个问句对“成佛”的质疑，颠覆了“僧”的价值定位，因而实际上苏曼殊在此强调的是“诗者”。在苏曼殊的多重角色中，黄轶突出了他的“诗者”身份。苏氏“多少不平怀里事，未应辛苦作词人”和“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的咏叹，都注重文学家的自我身份定位。因此，黄轶在学界通常的革命爱国、思想启蒙等视点之外，更倾向于认为苏曼殊终究是以一个审美主义者的姿态切入了时代进程，文学创作成为苏曼殊最后的逃亡地，他以自己的感悟建立了文艺审美观，参与了中国文学审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黄轶在《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一书“后记”中，有一段不算短的文字，抒发自己研究苏曼殊的心迹，这颇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熟悉黄轶。当下的状况未必完全可以类比近现代之际，但由那个世纪之交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角色冲突，在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依然激烈。黄轶在对先贤的追忆中，在对当下的评判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困惑与现实冲突，也不掩饰她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期许。她说她“总是特别痴念在抗战的隆隆炮火中西南联大、重庆郊外等在后方辗转流离的那些学人们，他们是以怎样的坚韧和激情在维护着读书入的精神境界，表达着知识分子的人间关怀?”这一读书人的谱系，当然也包括苏曼殊那一代。我自然不能夸张地说黄轶写苏曼殊是在写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黄轶在研究苏曼殊时自己也经历了精神的洗礼。
　　对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一个历史的出发点，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则是一个连接了历史的现实问题。新世纪已经十余年，转型累积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基于学术思路，还是从介入现实的立意，黄轶近几年来转向当代文学批评都有迹可循。而这一转向，也显然受到她的合作导师丁帆教授的深刻影响。黄轶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的几年，其学术重心基本转到了当代。很多年来，我们对批评家角色的理解窄化了，只是把专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专家称为批评家，将学者与批评家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并且将批评家置于次要的学术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依照萨义德对批评家的分类，被我们通常称为学者的文学史研究者、理论研究者都是归入批评家这一行当中的。事实上，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这样的“身份”特点。
　　黄轶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作家作品论相对少些，而更多关注问题和现象，并且相对集中在“乡土文学”领域。她的博士后工作报告，集中反映了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态。《文化守成与大地复魅——新世纪乡土小说浪漫叙事的变异》、《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等论文，都受到学界关注。和他们这一辈中的许多学人不同的是，黄轶以小说为中心，能够将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现象贯通起来，这正是她的学术从近现代着手再涉及当下的一个优势。无疑，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乡土中国”不仅和五四时期有太多的不同，和费孝通先生论述的“乡土中国”亦有很大差异。如何在这一个变化了时代中，重新观察和思考乡土小说这一文学中的“中国问题”，对黄轶来说，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两个世纪之交”，或许成为黄轶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黄轶肯定已经意识到，对两者的关联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这两者之间移动是容易的，而通识是艰难的。我对黄轶的近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到的两个话题尤有兴趣，一是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抒情派文学，二是苏曼殊的小说与文学的雅俗流变。这两个话题，一个涉及抒情传统的问题，一个涉及如何认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对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关联性研究，这两个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黄轶目前正在做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课题“《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是她在这方面试图突破的开始。黄轶在自己的治学道路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将近代与现代、现代与当代贯通的知识准备，前景可期。
　　和黄轶重逢，是2009年暑期在安徽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和安大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与会学者的兴趣仍在文学。我可能是中间出去抽烟了，没有听到黄轶的发言，很是遗憾。2010年我从国外访学回来，黄轶说想邀我去讲课。后来正好去徐州参加作协的活动，我便顺道去了郑州。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郑州。想做一个文人，而没去过中原，实在说不过去。我到郑州火车站时已是深夜了，黄轶和同事还在车站等我。在那里两天，我感受到她在学院的亲和力，也有时间听到她对学术研究的想法。当时无论我还是她，都没有意识到一年后会成为同事。黄轶到苏州后，依然是那样勤奋刻苦，以此度过了适应期。我不是看到她新发表的论文，就是又听说她重新回到近现代研究领域，她的那张书桌是安稳的。
　　从中原到江南，一切或许都是新鲜的。年前黄轶告诉我，她去了苏州哪些哪些地方，感觉如何。我想提醒她去寻觅一下苏曼殊在苏州的踪迹，想想她可能去了。“三生花草梦苏州”的苏曼殊，身为南社成员，曾在苏州小住过一段时间，“春泥细雨吴趋地，又听寒山半夜钟”。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春泥细雨，未必在半夜，白天也是可以去寒山寺撞钟的。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