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防疫中心具体地址_止恶、除毒和防疫：繁杂事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风土记》称包裹角黍是“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续齐谐记》称粽筒以楝叶填塞、系以“五彩丝”是为了防阻蛟龙窃食，闻一多则考证这其实是由南方百越民族“文身”的习俗衍化而来的，文身的目的是为了“像龙子”、使水中的蛟龙视自己为同类而免受其侵害。这些说法，均已透露出粽子作为一种节日食物，具有止恶(特别是以鳄鱼为原型的蛟龙)、顺时的功能，与端午风俗的主题相契；最终的竞渡当亦具有此类功能。
　　不过，历史文献记载的端午生活风俗，并不只是今天仍然流行的食粽和竞渡，而是包括了非常繁复的饮食、巫术、禳镇和崇祀活动，这些活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就是：采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止恶、驱邪、除毒和防疫，应对“恶月”环境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消除心理上的恐惧。
　　自先秦以来，古人基于对“恶月”环境威胁的认识和畏惧，创造了众多因应措施和方法，包括巫术、禁忌、民间医药和卫生保健方法。其中有一些自然是属于“迷信”，但更多则属于民间经验技术和生活习惯。以汉代的相关习俗为例，五月生子不举是一种禁忌风俗；门上悬挂饰物以止除恶气，五彩丝系臂以避兵、避鬼和防御病瘟等，属于巫术行为；而采药、合药则属于理性的应对措施。东汉崔蹇《四民月令》说：五月五日要做止痢黄连丸、霍乱丸等，明显就是针对夏季的常见病——痢疾和霍乱。这些后来都成为端午节的重要内容。
　　东晋南朝以后，端午风俗的具体内容和文化意蕴都因时、因地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与止恶、驱邪、除毒、逐瘟有关的内容却始终被继承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从《荆楚岁时记》对端午风俗记载的详略来看，六朝时期，端午、夏至间的民俗活动显然以卫生防疫为主。所载相关内容有如下诸条：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踏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为虎形，或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孝经援神契》曰：“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成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赤青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名日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今钗头符是也。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
　　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上述这些习俗，在唐代大体均被保留。比如张说《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一诗，不仅提到了“助阳尝麦彘，顺节进龟鱼”和饮酒，也提到了“长命缕”，和“合丹同姬蜒，灰骨共蟾蜍”，均属防疫保健的内容。在唐代，儿媳向公婆敬奉寓意长寿的“续命物”，似乎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端午风俗。《太平广记》引《广异记》载：赵州卢参军新婚之妻于五月五日到市场上购买“续命物上于舅姑”；又载一只狐狸化为美女媚惑王璇，“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其郎某娘续命”。这些故事本身虽然荒诞，但民间于此节向长辈敬赠“续命”礼物，应是一种普遍的风习。
　　宋代以后，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南方的风土人情更多地进入了文人墨客的视野，当地端午风俗的众多事象和细节因此进入了文献记载，其主体内容仍与避邪、驱毒、逐瘟和防疫有关。
　　直到清代仍旧如此。如清人顾禄《清嘉录》除记载五月“修善月斋毒月”、“贴天师符”、“挂钟馗图”等项之外，端五之日又有雄黄酒、蒲剑蓬鞭、采百草、蟾酥、雄黄荷包、袅绒铜钱、老虎头、老虎肚兜、五毒符、辟瘟丹等许多名目，所用之物与所取之象，或药草、或毒虫、或猛兽、或仙佛、或灵符，人们或饮食之，或佩带之，或以洗洒，或以悬挂，十分繁杂，不能尽举，其目的则不外乎祛毒虫、驱鬼魅、避邪祟和防瘟疫。
　　总之，古人在端午前后所需应对的恶物众多。有些是具体明确的，如蟾蜍、蜥蜴、蜘蛛、蛇炫(以上合称“五毒”)、蛟龙、蜈蚣、蚊蝇等；有些则较抽象和模糊，如“鬼”、“魅”、“邪”、“祟”、“邪气”、“恶气”、“毒气”、“瘟毒”等。它们或直接侵害人体，或传播疾病、引发疠疫，危害人类生命健康。面对无处不在的威胁，端午时节，人不论富贵贫贱，地不分都市乡野，纷纷祀神灵、行巫术，造食物、戴衣饰、服丹药、悬符咒，凡可驱邪、止恶、除毒、祛病之物事都尽行采用，处处弥漫着畏惧和神秘的色彩，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端午节俗，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平安度过恶月，保持身体健康。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端午风俗也许显得非常杂芜、混乱而缺乏逻辑性，有些甚至十分荒诞可笑。但它们却是传统社会顺应季节变化、抗御环境威胁和防疫保健经验、知识、技术与方法的汇集，是长期历史堆垒和地域变异的结果。杂芜和混乱的表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内在统一的文化逻辑。
　　同其他岁时节日一样，端午风俗首先体现了传统时代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生命活动法则——“顺应天时”。在古人的观念中，大自然中的季节更替、时气变化和阴阳消长，不仅支配和决定着万物的生长，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节律和生命健康。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社会生活就形成了以“顺应天时”为旨归的“月令图式”。《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不仅详细地指出了每个月份天地万物具有怎样的时令特征，而且规定了如何根据时令的变化来安排国事、家政、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并且还特别告诫人们哪些是应该做的事情，哪些是需要避忌和不该做的事情。数千年来，不论是国家所颁行的历书，还是采用月令形式而撰写的农学著作(如《四民月令》、《四时纂要》、《授时通考》等)，所勾画出来的，都是根据季节更替、寒暑往还、植物荣枯和动物启蛰而兴、止、作、息的生命活动图景，顺应不同的节令和时气，采取不同的避邪、防疫和养生保健措施，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丰富多彩的端午风俗活动，特别是繁复的端午节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指示着人们对这个特殊时节环境变化的感知和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