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香港之行:香港大营救观后感800字

　　（一）　　1936年2月最后一天，上海码头。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人随着人流匆匆踏上停泊在江面上的一艘客轮。这是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那位学者模样的乘客，倚扶在舱外甲板旁船舷的栏杆上，默默地注视着远方。他就是曾因主编发行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而著名的邹韬奋。
　　邹韬奋这次香港之行是有缘由的。早在1933年7月，已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邹韬奋因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被迫出国过流亡生活。他分别游历考察了英国、苏联、美国，写下了著名的《萍踪寄语》游记。邹韬奋回国后已经是1935年8月。这年底，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实际上是以此恢复被国民党政府扼杀的《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创刊不久，邹韬奋即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热情赞扬了他原来主编的《生活》周刊，希望《大众生活》也能按《生活》周刊的风格和宗旨来办。邹韬奋很感谢读者对刊物的关注和支持，但他认为两份刊物的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因此要使《大众生活》体现时代特征，使它“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令人惋惜的是，《大众生活》虽然一出刊就备受读者欢迎，销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记录，但一共只出刊16期，就遇到了与《生活》周刊一样的结局，“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时停刊”。
　　在《大众生活》停刊之前，邹韬奋就经常考虑要创办一份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恰巧有位朋友从香港回到上海前往拜访他，这位朋友无意中谈及香港报界的情况，说在香港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利益，讲抗战救国是很自由的，而且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纸张免税，在那里办报可从纸张上赚些余利来维持报纸，比别处日报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有着特别的优势。
　　邹韬奋的这位朋友，不过是谈到香港的社会现状而顺便提及一些情况。虽是言者无意，而邹韬奋却听者有心，并由此萌发了到香港办报的念头。于是，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即日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3月中旬，邹韬奋终于来到香港。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他需要找到当地一些新闻界的同行朋友，了解一些办报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这些同行虽然大多数是与邹韬奋初次谋面，但却通过文字神交已久，因此总是热心相助，并支持他在香港办报。
　　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邹韬奋在香港办报的热情大增，他有一种不虚此行的兴奋。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报总是要钱的，钱从何来？
　　邹韬奋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不应该是一两个老板出钱办的，所以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赞助；同时他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来办，所以也无意接纳任何党派的援助。因此邹韬奋最后选择的是公开招股的办法。
　　其实邹韬奋很清楚公开招股无论怎样迅速，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他一方面公开招股，另一方面为了应急，不得不与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一起辗转凑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报纸的开办费。
　　但邹韬奋很快又碰到了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印日报非自备印刷机不可。这是一项为数不小的开支。凑巧的是有家印刷公司因为要承印一家日报，从德国购进了一台新式印刷机，这种机器每小时能印日报1.9万份，因为那家日报的每日印数只有1万份，所以这部印刷机仍有潜力承印另一家日报。
　　这无异于喜从天降，困扰邹韬奋的两个突出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组稿、编辑一类的事，邹韬奋自然是驾轻就熟。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与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技术等种种困难，6月7日，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呱呱坠地”了。他的心情激动万分。
　　（二）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贫富不均、对比强烈。当时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要想看看豪华区域和贫苦区域的对比，只要从山上俯瞰便一目了然。那像汪洋一片的所谓西营盘和它附近的地方，都是些狭窄龌龊的街巷和破烂不堪的房屋，像蚁窟似地呈现在你眼前。
　　香港除了这些整片的贫民区外，还有夹杂在繁华街道中间的零星的贫民窟。《生活日报》的报馆既要设在热闹市区的附近，又交不起昂贵的租金，于是邹韬奋便选定了一个“零星的贫民窟”。当时的德辅道和皇后大道是香港最热闹的两条商业街，这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然而，和这份华丽和繁荣不协调的是，两条街道中间却夹杂着一个贫民窟似的建筑，这就是《生活日报》所在地——利源东街20号。“这屋子虽称三层楼，似乎有着同样阔绰的姿态，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房子材料的简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的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把身子贴在墙上，让他惟我独尊地先下来。”由此可见当初办报的艰辛和不易。
　　邹韬奋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报馆改造了一番，除了门面和内部都油漆一新外，还在那狭窄的露台的铁栏杆上排放着几盆花草。如此一点缀，不仅环境优雅了许多，而且还有一种生机和活力，这就是邹韬奋所需要的一种氛围。
　　《生活日报》虽已创刊，但仍有麻烦。原因是港英政府终于知道这份日报是大名鼎鼎的邹韬奋在此主办的，因而不得不存有戒心。
　　办报伊始，在向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时，考虑到邹韬奋的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所以由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帮助出面登记。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话，内容是：“为什么要办报？”那时，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们的惟一宗旨是赚钱，而没有政治色彩。这位“识相”的朋友在回答问题时，一口咬定办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报纸虽然得以顺利登记，但由于后来港英政府知道实际上是邹韬奋在办这份《生活日报》，所以对《生活日报》特别注意，防止出现“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