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应维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的感悟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安全；语境；考验；内应维护　　摘要：随着我国全球化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国家文化安全面临各种考验。学界主要从国际关系和国家交往角度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途径和方式。实际上，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还需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要求、中华民族悠久文明进程的特点以及我国区域分布和发展特征，给予内应维护。
　　中图分类号： D515;G0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3506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总是与政治、经济、科技密切交织，相互作用，形成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然而，由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由西方主导下的强弱力量对比博弈的过程，这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面临国家文化安全考验。学界主要从国际关系和国家交往角度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途径和方式。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状和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需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要求、中华民族悠久文明进程的特点、我国区域分布和发展特征，给予内应维护。即通过自身文化发展完善的方式来应对文化安全考验。
　　一、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语境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1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宽泛性，决定了文化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相异阐释，置文化于一定的语境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化的内涵。
　　就狭义文化概念而言，作为人类精神成果的文化，有别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之于经济、政治，既与之相适应，又具有独立性。而从发生和特质角度看，文化又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和延展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着相异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而相似的地理环境或者同向的地理迁徙，又会使不同的民族、国家产生某些相似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因此，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与利益诉求关系的不同，决定了文化安全有特定的发生领域。人类的共性文化由于模糊的民族和国家边界，而不存在利益消长问题，也就不存在安全问题。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个性文化因其鲜明的民族、国家及制度区分，便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差异。这种带有个性的文化认同成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存在前提，故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发生相应关系。也就是说，文化安全发生在个性文化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4）.中，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民族文化等。因此，本文讨论的文化安全是具有明确利益指向和利益维护的“国家文化”的安全。正如有学者提出，“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各国人民都不希望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2］32
　　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不同文化群体交往的深化，并产生文化融合现象。交往需求决定了文化自身天然地具有相互融合的特点和要求，并在交往中改造或者被改造。文化自身不带有利益诉求，这一特点决定了文化本身不会拒斥这一过程，因此文化融合会使得某些文化形态被同化或者消解。然而，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角度看，尽管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但是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基本构成单元，国家带有利益诉求的本能，当文化与国家相遇时，文化就成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这二者决定了民族国家必然要拒绝自己的文化形态被同化或消解。课题组.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1）.因此，必须站在“国家文化”的高度去改革发展文化，通过维护文化安全利益进而维护整体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考验
　　参与全球化，分享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资源和信息，成为当代中国谋求发展的重要条件。这种参与和分享要求我们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而开放除了会带来难得发展机遇外，也会带来一系列冲击和挑战，包括文化安全维护层面的。
　　（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层建设的诉求迫切
　　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价值多元并时有冲突对立。任何国家都需要一种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用以协调人们的行为，推动社会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外来价值观念的渗透冲击，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得多元而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格局。这导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时代境遇，需要深层次建设。
　　第一，在思想意识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地位已经彻底巩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总是不断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于活跃思想，推动文化建设有积极的意义。但西方理论和价值体系以苏东剧变为机会，借‘普适价值’之名和强大科技、经济实力的支持，成为强势意识形态。服务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开放，将更便利西方国家通过强势经济、科技、信息渠道，直接向我国推行其价值观念与政治思想，甚至‘欧美文化中心论’。” ［3］92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冲击主导意识形态，如不积极引导，可能导致社会中坚力量的观念分化与思想混乱。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复燃或滋生了多种消极落后思想意识。例如，长期存留的封建主义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以官僚主义、官本位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短时间里无法彻底根除。又例如，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颓废思想时有暴露。这些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通常一种文化的积淀厚度与其流传时间长短相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中国民族文化之中，塑造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但并没有被彻底消化而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毕竟从十月革命算起，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一种维护国家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时间不足百年，它作为新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时间就更短了，并且它必须实现“中国化”方能真正发挥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除了实现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以外，还存在一个在文化层面实现“中国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