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禁烟的问题 [禁烟问题新议]

　　[摘　要]关于禁烟问题，早期学术界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不少学者对这种以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为出发点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异议。本文结合学术界的讨论，在肯定禁烟问题上没有弛禁派和严禁派的划分，只有禁烟策略不同的前提下，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文化心理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关键词]禁烟；鸦片消费文化心理；让·鲍德利亚消费理论
　　一、学术界对传统禁烟问题研究的质疑
　　早期学术界在禁烟问题上，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展开。对弛禁派与严禁派具体的划分大抵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以许乃济为代表，主张放宽鸦片输入，征收税收；以银易货，防止白银外流；禁官不禁民，鼓励鸦片种植等观点的为弛禁派，而继续推行严禁鸦片措施的为严禁派。另一种则以黄爵滋上谕《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为划分标准，同意以死刑惩治鸦片吸食，以杜绝白银外流主张的为严禁派，以后在鸦片战争演变为主战派；而主张按照以往作法，重治贩卖而不重治吸食的就是弛禁派，以后就成为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如上文提到，学术界对此种分类也提出了质疑。其质疑的理由如下：
　　1、禁烟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银荒和财政危机；弛禁派和严禁派只是在禁烟策略上不同，但维护清朝统治，巩固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2、从道光皇帝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久混于官场的大臣不至于公开忤逆皇帝的旨意。况且自许乃济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4月27日上书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9月道光帝采用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许乃济“即行休致，以示惩儆”[1]，朝中也无人再提弛禁。再者，从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找不到主张弛禁的言论。
　　3、琦善、穆彰阿等人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出色，如琦善在1838年8月到11月，共起获烟土十五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邓廷桢主政的广东时二十六万余万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的二万余两，居全国第二。
　　上述的批评不无道理，但不难发现，早期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必然存在对抗的基本阶级，而在一个阶级内部，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甚至不同阶层利益的纷争，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早期研究者特别注重从阶级角度分析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利益，但在划分两派时却忽视了两者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导致了两派划分的争议。所谓的两大派别其本质目的都是维护清朝的阶级统治，因而早期研究中的“两大派别说”、“三大派别说”以及对于琦善、许乃济的投降派归类是值得商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主张进行区分，在承认肯定统治阶级内部同一目的下，仍然可以对各个主张的得失进行分析。笔者试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鸦片吸食消费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与鸦片吸食者跟风心理
　　关于鸦片的流入情况，据姚薇元考证，鸦片最早起源于希腊，盛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唐朝乾封二年（667年），拂菻国曾献“底也伽”。“底也伽”当时是作为一种治疗痢疾的药物被唐朝人不知不觉中运用。由于唐朝阿拉伯人在扬州、广州等地贸易，作为鸦片原料的罂粟也随之输入。直到明朝，从南洋学习了提取罂粟的汁液，制为鸦片的方法。明代的医书也都大量记载着鸦片的制法和功效。明代“其后便以荷兰人为媒介，从爪哇传入台湾，再从台湾传入漳、泉、厦门。从此以后我国人就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了”[2]。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正式以药物进口的方式流入中国。
　　而对于鸦片的危害性，国人认识甚少，甚至严重被扭曲。在只注重传统经验知识总结，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启蒙的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本身对于鸦片的科学认识都极其有限，很难奢求统治者能进行鸦片知识的普及。鸦片除被用作药品外，还被当成了长寿药和性兴奋剂，而这种错误认识并未受到政府的矫正，作为春*的鸦片还曾一度在宫廷内盛行。在宋代，罂粟就被当作补品，用来煮粥。苏轼就有“童子能煎鹰粟汤”[3]的诗句，苏辙也写有“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调肺养胃”[4]可见，宋人把罂粟视为一种养生的奢侈品，加上一些“鸦片商人利用民众的无知，不但隐瞒鸦片的毒害，反而宣传鸦片是长寿药。[5]鸦片作为长寿药的认识也由官僚、商人流传到民间；同时鸦片还被用作了性兴奋剂。“睡午觉的时候，鸦片将成为催眠剂，在闺房中可作为媚药。”[6]由于鸦片在镇痛、麻痹神经上起到很大的效果，给人以巨大的满足感和幻觉，加上国人对鸦片危害认识的匮乏，鸦片消费逐年增加也就不难理解。陈舜臣认为“政治腐败、人口增加，鸦片作为安慰剂可以使百姓忘记现世痛苦”的说法[7]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输入的鸦片相当的有限。宋代的时候，罂粟还被誉为“御米”[8]，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平常百姓根本不可能购买的起。到雍正七年（1729年）以前，每年输入的鸦片大约为二百箱[9]。为何后来吸食人数反而不断增加呢？
　　除了上至宫廷下至普通百姓对鸦片的非科学认识，鸦片问题久禁不止也与国人对鸦片无知导致的畸形消费文化和跟风心理有关。而这一心理恰恰是保证鸦片需求存在的可靠保证，用马克思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来说，正是这样的消费心理，大大刺激了鸦片的生产，在高利润的刺激之下，外国鸦片商人才不惜铤而走险。鸦片畸形消费文化心理最初形成是来自于上层士绅和官僚对鸦片使用属性的转移。如上文提到，鸦片最早作为唐朝的贡品输入，其属性的定位仍为药品。鸦片由药品向享受消遣品的转化过程中，官僚、士绅充当着推动者，并将这一鸦片消费塑造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最初只是作为宫廷中海外进贡的“春*”使用的鸦片，由于输入渠道的增多，而逐渐在上层士绅和官僚中蔓延开来，“布迪厄认为品味鉴赏是‘社会阶层的标志’，而消费是‘以倾向性、自觉性、预谋性为特征，去满足有差异的社会需求的一种功能。这种定义同样适用于鸦片消费的早期消费者，这些上层的士绅官僚，远在普通老百姓对鸦片一无所知的时代，就在吞云吐雾中享受到鸦片带来的无穷乐趣。而恰恰是这些人培植了鸦片吸食文化，并且使鸦片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他们以鸦片作为自身的定位，使之区别于下层社会，并理所当然的显示着这种社会差别”[10]。很显然，鸦片吸食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形成了一种社会物质或者消费饮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