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悲剧精神之比较探究_中西悲剧精神比较

　　一 引言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宗法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对家长专制和宗法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全诗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以孔雀失偶暗示夫妻离别，孔雀徘徊返故，为全诗奠定深沉悲哀的基调，统领全文。《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笔下的一部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爱情悲剧，一对天生的冤家一见钟情，因受封建家族世仇的影响，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理想与爱情热烈执著的追求，当遭遇封建礼教的对抗时，嫣红的玫瑰也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凋谢，同样以悲剧色彩贯穿全文。这两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却表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人格理想的坚守及主人公对待外界强制势力的反抗程度与性质作出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其悲剧精神。鲁迅曾说，“悲剧，是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悲剧的前提是“美好事物”（崇高美或优美）的被毁灭。这里的崇高是指所有人身上的正面素质。悲的美在于它以奋战的形式体现人类正面的、积极不屈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我们人类从古至今都在一以贯之地对待自然、对待未知命运的方式，我们认为它美，不如说我们以悲剧的形式在净化我们的心灵，以它的形式来重新寻回最初意义上的“人”的定位。
　　二 从主人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坚守的人格理想来分析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益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嘴脸，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昭示着儒家思想的反人性与反感性。《孔雀东南飞》中婆婆的虐待和媳妇的顺从（三从四德是女子的基本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中国男子孝道之基本）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弃妻的无奈与漠然，刘兄的推诿敷衍等，这些都不仅仅反映了刘兰芝的悲剧命运，也更是对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被动与悲剧地位的反映。焦、刘两人对爱情都非常专一，一心想做无转移的“磐石”和韧如丝的“蒲苇”，但封建势力太强大，强大的焦母与刘兄，在他们面前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高峰。在爱情与孝道冲突时，焦仲卿显得无能为力，一方面是钟爱的妻子，一方面是敬爱的母亲。妥协生存与反抗死亡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走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伦理，自缢于庭树，兑现了自己生前的誓言，充满了反抗精神。作者深切关注现实人生，充满真诚的人道关怀，因此，《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本着作家的良知与美好愿望，在焦仲卿与刘兰芝充满苦涩与悲凉的一生，只能借魂化双飞鸟的想象情节来表达自己善良却无奈的祝福。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爱情悲剧成于16世纪末期，正值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人从中世纪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极力反对教会权威与神权独裁，要求人的权力和尊严，使人真正成为“人”而站立起来。虽然人文主义者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足以和封建思想体系做全面较量，但他们强调爱情是一种力量，“爱能做的，爱就敢做”，用它来冲破封建堤防。这种冲击动摇了封建贵族的传统观念。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不仅是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道德的勇敢冲击，而且是对专横残暴的封建制度的“可怕的挑战”，两个年轻人的殉情换来了人文主义理想在道义上的胜利。
　　三 从主人公对待外界强制势力的反抗程度与性质来分析
　　《孔雀东南飞》塑造的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形象，是两个平民的形象。平民首先关心的是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在遵守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获得应有的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们力求个人道德上、人格上的完美，力求符合社会大众心目中公认的“人格标准”，总是在顺从他们应顺从的一切权力。刘兰芝在婆家礼节周全、对小姑关照怜爱以及对家务“夜夜勤作息”的辛苦操劳；焦仲卿对母亲孝顺依从、对妻子忠贞不二，他们的感情打动人心。但他们不会像精卫一样填平造成其苦难的大海，却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尘世间未得到的爱与同情，他们的顽强道德意志战胜了个人生命意志，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是少有的。但是，以刘兰芝为例，她的反抗精神是消极的，面对婆婆的刁难，同时也表现出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面对兄长的逼婚选择了沉默和顺从，面对丈夫的误解只会选择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忠贞。她始终无法摆脱女性固有的软弱性，无法冲破当时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带给读者的，除了渺茫的希望之外，更多的是愤怒和痛惜。当然，这与我国传统思想里的中庸和谐之道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化是内陆型文化，缺乏否定与怀疑精神，其政治思想相对稳定，哲学思想以中庸、中和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这便注定了焦、刘二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及面对强制势力反抗的消极性。
　　对力量的崇拜是西方人选用英雄作为悲剧主角的根本原因。在西方人眼里，悲剧只有剧烈的斗争还不够，还得把斗争进行到最大的极限，这就要求主人公在结局时悲壮地死去。在英雄的牺牲中崇高感得以升华，从而激起人们的爱慕和渴望以及想要模仿的欲望。《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也是主人公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中导致的。这一对年轻人是主动的、积极的、全然毫无顾忌、气势磅礴的。在他们心目中，唯一重要和神圣的就是两情相悦的爱情，而狭隘的家族私利在美好的爱情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与滑稽可笑。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把炙热的火焰，轰轰烈烈，任其肆意摇曳。以自己短暂却又惊心动魄的生命，证明了爱情和青春的美丽与崇高。以朱丽叶为例，在整部作品中，朱丽叶的反抗意识积极而明显，从无声的顺从到轰轰烈烈的反抗，从乖巧文静到急躁愤怒，它的智慧与果敢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她与家庭世仇和封建势力的积极抗争当中。
　　四 结束语
　　这两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其相同而深刻的悲剧主题，《孔雀东南飞》的历史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它植根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当中，它的无力反抗与无奈呐喊是时代赋予的消极的文化精神，虽以死亡而告终，却也有力地阐释了时代的悲剧精神。《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高举人文主义大旗的背景下，高呼自由与平等，争取“人”的独立与价值，其文化背景与时代特征所折射出的悲剧精神却久久扣人心弦、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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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