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该如何书写历史 书写作家

　　在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就在 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史诗化渴望和宗教意识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
　　
　　任何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阐释空间。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角度，以民间视角切入那段长达80余年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民间视角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
　　陈思和认为，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始，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对于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历史的反思，到底走到了哪一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刘醒龙《圣天门口》的历史叙述在时间的长度、历史的反思性以及对历史的重构性上是有一定价值和新意的。尤其是对于汉民族民间史诗《黑暗传》的引入，为我们阐释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间视角，《圣天门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民间史。栾梅健在发言中认为，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引起了中国现当代一大批作家的浓厚兴趣与创作冲动。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作家选择了以家族历史来反映历史变迁的角度。回顾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很多作家主要顺从于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学图解政治，将人物命运模式化、僵硬化。而“四人帮”粉碎之后，一批作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切入，重新思考历史、阐释历史，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试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反映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而今天，到了刘醒龙《圣天门口》这里，作家则更是以宏大的篇幅与强势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原生态状貌。可以说，刘醒龙作品中对这种原生态的历史状貌的还原，为我们今天窥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王鸿生认为，对于民国以来百年历史的重述，我们还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叙述方式。这100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惟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各种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在这个景观之下，我们来解读《圣天门口》是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
　　史诗化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凡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读图时代，面对厚厚的三卷本，不少读者望而却步。许多评论家就小说的长度以及其中透露出的作家对史诗化书写的渴望等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杨剑龙认为，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一部100万字的小说，所以如果作者把三卷本缩成一部，那么作品的经典性、浓缩性的内涵可能会更好一点。谢有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小说若想和新闻、网络争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文学不如选择退守，回到纯文学本身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对于小说长度的渴望以及史诗化的渴望又是很有价值的。周立民认为，构成现在很多作家创作瓶颈的是历史的陷阱、史诗的诱惑、长篇的迷魅，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绕开这个情结，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没有跳脱出这个障碍。小说家不需要理清历史的因果关系，小说家需要带我们去经历历史。《圣天门口》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抱怨小说写得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写得太满。
　　作家刘醒龙本人认为，百万字的史诗化长篇恰恰体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纯文学的守望：“我一直认为文学什么都不是，文学的意义就是坚持，如果把坚持丢了，文学确实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任何行当进行竞争。它就是体现了人的一种坚守精神。我甚至更守旧一点：文学是向后看的，文学不是向前看的，它有一种精神是向前的，但始终是后势的。虽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但是它的行为、审美趋向应该是传统的。”
　　《圣天门口》从书名上看，“圣”很容易让人获得关于宗教的联想。然而在本次研讨会现场，在所有评论家发言之后，刘醒龙却作了这样一番独白：“大家都在说‘圣’，我后来觉得上了你们批评家的当。其实，书里面的教堂仅仅相当于小镇上的社会活动中心，发生了很多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情。我小时候附近几个镇上就有好多个教堂，至今还有教堂在做卫生所，这些教堂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没有洋人，没有宗教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外壳在那里。我想提醒大家，作家讲自己作品的时候往往不是在讲自己的作品，讲的全是作品完成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跟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了。”刘醒龙的这番“表白”确实反映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微妙的互动影响关系，尤其是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的阐释与解读，不仅仅会对读者产生导向性的影响，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会被“引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