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不能僭越的:僭越

　　王安忆新近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的体量并不算大，但是却让人有读不完的感觉。原因很多。小说的空间转换不大，跑得最远的也不过是南昌和嘉宝过黄浦江到郊县去。当然书中也写到南京、苏鲁、皖北，甚至桂黔等地，但那都是为了交待人物的来历转述或补叙的，并不在作品中人物活动的主线上。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同时也是一部并不以情节见长的作品，通篇几乎都是由细节描写所构成。这是典型的王安忆式的叙述速度与叙事密度。小说的故事时间大概是1967年冬与1968年春到1969年初的样子，两年不到，主要人物也就是上海的一群初、高中生，“他们”和“她们”的经历。这群青年生活中的大量细节都被捕捉进来，编织起来，形成了王安忆惯有的细腻而缜密的叙述，几乎密不透风。王安忆反对写作过分的风格化，但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的感觉与趣味又不可避免地积淀在叙述之中，从而形成具有特征性的表达，比如苏童的意象化、汪曾祺的散文化等。我觉得王安忆除了上面提到的日常与细密之外，就是她的分析。我称她的叙述是一种“分析性叙述”，这种叙述的方向是向内的，深入性的，它不但有记叙与描写，还有议论与说明，更多的是这些不同性质与不同功能的语言手段的交叉综合使用。所以，王安忆的叙述常是停滞不前的，时间的推移、空间与场景的转换都让位于一种静态的反复的言说，一种深入的“挖掘”和不同角度的比对。王安忆的分析性叙述在作品中几乎针对所有对象，从历史、社会、事件、人物、风景到心理、情感、语言文字，抽象的、具体的，都在她的分析与研究中，都在她叙述的解剖刀下。由于分析的加入，叙述的方向与功能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得到了拓展，它不仅仅是交待故事的进程、人物的活动，再现这个世界的面貌，还要进入到一些事物与思想的内部，进行观照与辨析。它被赋予了实验、理论、发现与知识的功能，尽可能地打开事物的细部，发现那些被掩盖的东西，辨别那些被格式化表达类型化了的个性与差异。比如小说一开始对“xx”之初上海街景的描写：“你很难想像一九六六年的狂飚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儿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叙述中的解释性语言很有意思，它可能会让人想到昆德拉，因为他同样对语词相当看重，语词重建了人们对事物新的经验。但是，王安忆又与昆德拉不同，她不是辞典式的，而是将词语、解释、叙述和描写结合在一起，王安忆的方式是镶嵌的、混编的，比如“轻佻”：“她们多有些轻佻的生性，但轻佻这一种生性在年轻人身上非但不减损，反而会增添美感，因为是天籁。”这样的辨析是细致的，同时，它们又不是孤立的、纯语言学的，而是作家对生活秘密的发现与思考。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真是俯拾即是，革命、历史、代、忠诚、光、真理、语言、教条主义、背叛、成长、青春、爱、恨、厌恶、空想、敏感、脆弱、害羞、轻盈、厚、理解、同情、施痛、受痛、本质、城市、草根、市井、庸俗、小市民、精致、浮华……这些语词在作品中是错综的、重叠的、明灭出没的，但在阅读中，它们又是意义的航标，摇晃闪烁，引领阅读加入到与作家的对话当中，加入到对存在的勘探之中。
　　确实如此，上面随意列举出的一些语词已经能够说明王安忆这部小说的语义方向了。正如小说里所说：“成长是一点儿都不能僭越的。”如果稍作回顾，王安忆已经写过不少与自己的青春时光同构式的作品，比如她的雯雯系列。但是这一次的写作更为严肃，更具有仪式的成分。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一代人的情结，作为写作者，回望、整理、反思、传递，这样的写作迟早要进行。
　　在《启蒙时代》里，我们不但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的面影，看到一代人青春的生存状态，而且通晓了他们特定年代成长的思想资源，他们“启蒙”的经历。小说实际上是“xx”初期一群青年的故事，其中，南昌最为突出，他不但是作品主要的人物之一，还是一个线索人物。事实上，对于南昌而言，作品中的其他青年比如陈卓然、小老大、嘉宝、阿明等，既是与他一同成长的伙伴，又是他的对象性人物，影响着他的成长。那么，围绕南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与怎样的精神空间？启蒙的结果又是如何？
　　可以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一些概略的划分。一是历史，包括父辈们的历史。在作品中，这个系列是南昌、小兔子、陈卓然等革命家庭的父母亲，是这些家庭从乡村带来的亲戚与保姆，是丁宜男这种家庭过着小康生活的从旧社会过来有一技之长的父母亲，是嘉宝从浙江到上海打拼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的祖父，是终身未嫁有着宗教背景的高医生，是通达精明幽默谐谑的数学家王校长……这个准父系的世界在作品所描写的时代里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他们是革命的对象，何况，从代际关系来看，晚辈对上一代总是充满了叛逆。但是，南昌们总是不容易说服他们的父辈们，相反会时时堕入他们的逻辑。比如对嘉宝祖父的叙述，南昌们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他们是优裕的，自视掌握了批判的武器的，但后来，交锋却变成了对话，变成了知识的考古与语言的游戏，他的发家史说明了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剥削？又如南昌对他的父亲，虽然怀疑、藐视、警惕、居高临下，但父亲的经历却是神秘的、不可把握的，而且，代际间的承传永难割断，用父亲的话说，“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于是，角色时不时地就要互换，南昌总是要被嘲弄。事实上，南昌在心底也确实不愿意父亲被他人轻易否定，所以，“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第二是语言与文本。南昌首先钦佩甚至崇拜的是陈卓然，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高中生在初中时就扎进了文学，后来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接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到了高中毕业前夕，他已经通读了《资本论》，能自如灵活地在演讲与辩论时运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了。语言生活是《启蒙时代》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辩论、写作、谈话填充了这批青年人离开课堂后的许多空白。但是，千万不能以为这些语言生活必然与思想和精神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实际上是语言的奴隶，他们迷恋的只是语言的形式，特别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译文为代表的欧式汉语表达风格，一种修辞方式。他们都患上了王蒙所说的“雄辩症”。南昌的父亲曾经嘲弄这帮年轻人说，只要什么东西一披上语言的外衣，他们便视为真理与知识。所以在“父与子”一节中，父亲故意将汇报材料的语言弄得半文半白、古里古怪，以这种归谬的手段来亵渎语言的神圣性，这让南昌意识到了语言的危险与负担。陈卓然后来也将给他带来神圣的语言生活方式抛弃了，启蒙的结果之一是他们走出了语言。
　　第三是“他们”与“她们”的关系，或者，恋爱。这是作品中写得较为隐晦的部分，如果一定要说是恋爱，似乎一桩也说不上，小兔子、七月与舒娅，南昌与珠珠、嘉宝，都只是异性间的本能的吸引，他们没有成为重复革命加爱情的模式，甚至没有完成一次爱的表达。但是，性别间的交往，相互的吸引与抗拒却使他们互相发现了对方。至于南昌与嘉宝连自己都不能确认的性接触所导致的意外怀孕则让南昌发现了身体与疼痛的存在，对身体物质性与不可超越性有了初步的体认。
　　最后，就是小市民、城市的隐秘文化与日常生活。按理来说，革命应该是对这群青年的最大启蒙，但实际上他们与革命相距何等遥远，许多都是在想像、自以为是与自我陶醉中进行的，“这到底撑不了多久，青春总体上是浅薄的，浅薄的欲望和浅薄的满足：讴歌，奔驰，叫喊，挥舞旗帜……包含着身体的勃动”。而且，这个社会，这座城市，这时的生活也并不是如他们想像的真的被彻底改变，重新铸就，在骨子里面，它依旧按自己的节律在延续。当然，不能说“革命”对它没有一点破坏，相反，这种破坏可以说是巨大的，但是生活同样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与自我替代的功能。当“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并离这群青年远去的时候，生活的这一特质在他们不愿承认甚至在他们的鄙夷中打开了。它可以约略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心。陈卓然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从革命的大潮中退出来，他看到了长期以来许多被忽视了的身边的人和事，比如大姑，这个从皖南农村走来的妇女。“大姑就是衣食的代表”。在南昌的生活里，类似的角色就是他的大姐。在这座城市里，有多少这样的大姑与大姐呢？正是她们，进行着与革命毫不搭界的事情，但却维系着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他们与城市一起成长，他们血液中根深蒂固的“草根性”构成了城市的生活流，并演化为被革命诟病的市民心。王安忆通过民间传说将其命名为“一种数米的生涯”，“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另一个则是精神层面的。在小说中，这一层面是由“小老大”海鸥打开的。海鸥的母亲原是旧上海演艺界的，后来投身革命，改嫁给了革命军人，自己也成了一名革命者。于是，海鸥拥有了两种生活，一是革命家庭的，一是带有旧上海味道的。海鸥上海家里的客厅就是一个“沙龙”，少长咸集的都是有老派意味的人物，传达出的是上海作为近现代工业与消费中心的城市趣味。它让南昌们看到，“这城市表面上看已经没什么颜色，缟素得像戴了孝，内心却不安分”。 比如精致，比如浮华，比如颓废。这些在革命的缝隙里时时有留下痕迹，氤氲在城市的白天与暗夜。物质也罢，浮华也罢，陈卓然与南昌到后来承认这些才是最有力量的，“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的状态，最人道的状态”。
　　这就是南昌们的启蒙时代，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同的启蒙路径上的遭遇、感触与体悟并不一致，各种资源、线索、意念处在相互渗透、对话与搏击中，大潮来临，青年们柔嫩脆弱的心智似醒非醒，说清还浊，但它们连同那个时代将伴随着他们融入未来的岁月。有人也许会认为《启蒙时代》是一部xx叙事作品，即使是，也是迂回、侧面的，甚至是解构的。它探讨的是“革命”背后的东西，是尘埃落定后的生活，是不变的恒常的累积。如果读过她的《隐居时代》《xx轶事》与《长恨歌》，当会对这部新作有更透彻的理解，这已经不是一个主题延伸与反复书写的问题，而应从中认识到，这已经成为有相当的探讨价值的王安忆的一个重要而成熟的社会观与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