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昌明书林怎么样

　　摘要：在众多文化救国的清末名士中，张元济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立足书业，向国民传播知识，利用书籍唤醒和教育国人。他翻译西学，遍寻古籍，组织收藏，精心校勘，编辑出版，推广利用，是中国近现代书业的巨人和全才。他在古籍挽救、校勘编目、藏书建设、编辑出版和西学推广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张元济；编辑出版；古籍整理；藏书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2-0080-02
　　
　　日前翻阅《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偶见记录：“1月29日，上海东方图书馆被日机炸毁，损失普通中文图书268,000册，西文图书80,000册，善本书3,203种，29,713册，何氏善本书约40,000册，方志2,641种，25,682册，全部价值227万余元”[1]！阅罢愤然击拳，进而查阅相关资料，走近张元济先生，顿生仰慕，感慨颇多。于是动情提笔，聊表敬仰和纪念。
　　
　　一、“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以盈利为目的”
　　
　　维新变革失败后，翰林出身的张元济被革职，并永不被叙用。有着强烈爱国救国热情的他并没有消极避世，而是转投另一个战场，接受盛宣怀的邀请，到中国新学枢纽地上海，在知名度非常高的南洋公学任职，投身教育事业，从政治救国变为教育救国。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三年后，他发现南洋公学的规模有限，所培养的人才远不够用，认为一校教育较之全体国民教育的局限性太大，决定转向对国民大众的普及教育，于是毅然放弃条件优越的南洋公学之公干，委身弄堂，受聘于当时的一个私营作坊――商务印书馆，可见其勇气与魄力。他是看准了书籍出版发行、知识传播对国民教育的巨大影响力。
　　商务印书馆由弄堂小厂发展壮大成为远东最大的出版商，离不开他的睿智和努力。
　　首先，他聘请了蔡元培、夏曾佑和高梦旦等知名之士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提升了编辑出版的质量和品位，可谓一箭双雕。
　　其次，他对书籍出版有很强的规划和策划意识。比如，他抓住科举废除后、私塾和书院大量出现的绝好时机，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了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发行上，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2]，这个出版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客观上也达到了他的“辅助教育为己任”的愿望。
　　再次，他适应时局，大胆革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风行天下，使得以文言文见长的商务印书馆日渐败退，张元济当机立断，对人事组织进行大调整，大胆引进郑振铎、王云五、顾颉刚、竺可桢和矛盾等新文化人才，作为印书馆的骨干力量，这对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来说，实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经过这次大变革，商务印书馆获得了新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在客观上对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满足了他文化救国的夙愿。
　　
　　二、“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
　　
　　张元济曾言：“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于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不能不努力为之也[7]。
　　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搜集古籍。首先，“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4]，他收购的家族藏书很多，较为知名的有绍兴徐氏藏书，长洲蒋氏藏书、广东丰氏藏书、太仓顾氏藏书、乌城蒋氏藏书和扬州何氏藏书等[5]。但有一桩，令他终身遗憾，心痛不已，那就是陆心源�宋楼藏书的流失。1907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十万元的价格将�宋楼藏书卖给了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1]，这比商务印书馆的出价仅高两万元！中国损失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尤其是数百种的宋版文献。其次，他每到一处，除了公干，唯一要做的事情似乎就只有搜集古籍，往往为获取一本古籍而不辞辛苦地奔波，足迹遍及坊间。再次，为探访古籍，他甚至奔走域外。他曾到法国寻访我国被盗的敦煌文献典籍，他曾到日本静嘉堂文库、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和东洋文库等处查照和影印我国遗失的典籍[6]，他还在家门口挂招牌收书，在报纸上登广告购书，可以说，为寻访古籍，他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三、“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张元济教育救国的行动始于1896年。当年，身为翰林的他与好友陈昭常等创办西学堂，次年改称为通艺学堂[7]，教授英语和数学，使西学东进，欲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并在学堂附设阅报处、图书室，免费对外开放；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他于1904年创设了编译所图书室，1909年发展壮大成为涵芬楼[7]。1924年建成东方图书馆，投入使用后，每日下午对民众免费开放[8]。1932年日寇的定点轰炸和故意纵火，使商务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彻底毁灭[9]。他懊悔地自责：“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50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分散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10]但他没有气馁，更不会沉沦，而是用愤怒的心、激昂的斗志重新投入工作。
　　张元济仍没有放弃利用书籍启迪民众、教育民众的愿望，“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仍是他念念不忘的追求目标。抗日战争时期，在张元济的努力下，著名金融家、实业家叶景葵捐款捐书，共同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之后，郑振铎、顾廷龙、王云五和蒋复璁等也加入了建设的队伍之中[11]。合众图书馆仍坚持对普通民众开放。1953年，合众图书馆捐赠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馆。
　　从通艺学堂图书室到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到合众图书馆，再到上海市历史文献馆，纵观这一历程和变迁，每一时期都倾注了张元济的大量心血，每一阶段都包含了他对祖国文献的热爱，对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不懈追求。
　　
　　四、“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
　　
　　古籍典藏和编印的前提性步骤是鉴别和校雠。这是一项琐碎细致的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底，更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高尚情操。他精通于宋刻本和元刻本等各时期多种版本的特点及其沿变。他尤其重视宋刻本，因为宋代是刻本最繁盛的时期，各家刻本整体制作严谨，版本精美，历来为藏书家、版本学家所推崇[12]。无论是版本鉴别和筛选，讹误的修正，还是典籍的编修、校对和影印，他都认真对待，躬身亲为。他尽量寻找时间最早、面貌最全、最真的版本作为母本，不确定时，他就用多种版本进行比对，再确定最佳的底本；校勘时，对所用底本的每一页书，他都看上好几遍，每一遍都要仔细校对，最后付印时他还要一页一页的签字；为了更好地延续古籍之命，他采用影印的方式，把很多珍贵古籍，尤其是破旧严重、即将消亡的古籍，进行校辑出版[13]。
　　张元济先生古籍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辑印了大量古籍文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宝礼堂宋本书录》。这三部巨著都是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四部丛刊》这部大型古籍善本丛书共收入古籍323种，8548卷，2100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成就最大，它以传世宋明旧刻为底本，采取影印的办法，而又校改了其中较明显的讹误，被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誉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它也是张元济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巨著；《宝礼堂宋本书录》是我国重要的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学著作，共收宋版书111种，是研究古籍版本尤其是宋版古籍珍贵的参考资料[13]。
　　自己任其劳，居其难，而使读者受其逸，乐其易，张元济先生的这种乐为人做嫁衣豁达胸襟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书业人颂扬和学习。
　　
　　五、结 语
　　张元济做古籍和地方志的搜集工作，招个别股东反对，说他“徇一人之嗜好”， 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2]典籍搜集，尤其是古籍购买确实是耗资巨大的事情，他也确实有这个嗜好，但算不算一己之私，这要看典籍的用途和归属。有人说他和王云五先生不合，心胸不阔，这是工作上的事，工作思路不同，甚至意见相左，都很正常，他们都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更好发展，绝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纵观张元济的一生，是为商务印书馆操劳的一生，是为拯救祖国典籍奔波的一生，是为典籍校勘和整理出版忙碌的一生，更是为启迪民智、教育救国呼吁争取的一生，总之，他不愧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令人敬佩的书业巨擘。
　　
　　参考文献：
　　[1]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 百度百科.张元济[EB/OL].https://baike.省略/view/138 950.html?wtp=tt,2010-09-05.
　　[3] 张元济,博增湘.张元济博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 马明霞.张元济搜集整理校勘辑印古籍文献述略[J].兰台世界,2007(9).
　　[6] 戴慧英.藏书家张元济与涵芬楼[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7]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8] 刘伟侠.张元济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方面的作用[J].嘉兴学院学报, 2009(5).
　　[9]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10] 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5.
　　[11] 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2] 杨安利,黄显堂.张元济先生与古籍版本学[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3).
　　[13] 张会芳.论张元济的文献整理成就[D].郑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