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技法与深厚的传统】 深厚的传统

　　 　　20多年前，我国民族器乐创作领域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一批年轻有为的作曲家运用或参照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和崭新的思维方式，陆续为我国民族器乐形式写出了许多作品。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不可忽视，所引起的反响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体裁、题材之广泛，形态、面貌之新颖，确实令人为之震撼，为之欣喜！
　　二十年如同历史瞬间，匆匆而过。该有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余地了。关于二十多年来所产生的被称之为“新潮”的大量民族器乐作品，本人虽然听过不少，但是还没有可能全部欣赏到。两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才知道青年作曲家郑冰也写有若干部二胡作品，并随之得到了一套正式出版的题为《二胡现代作品》的音响资料：四部二胡协奏曲和一部大型乐队协奏的《二泉映月》。作品分别由交响乐队和民族管弦乐队协奏，朱晓生担任二胡演奏，阎惠昌担任指挥。欣赏之余，再次令人为之振奋。
　　郑冰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青年作曲家，写有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百余部。除了交响乐、交响组曲、舞剧音乐、电视剧音乐、杂技音乐、大型晚会专题音乐之外，尚有相当数量多种类型的民族器乐作品。其代表作品中包括四部大型二胡协奏曲和一部大型乐队协奏的《二泉映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两部二胡协奏曲运用了自由十二音技法同我国传统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手段，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打算用列举谱例并加以技术分析的方式来解释郑冰的作品，而是希望从欣赏者的角度，就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形态和由此联想到的基本创作理念等方面，谈谈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现代技法的人文思考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十二音序列”技法是勋伯格（包括豪尔等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为了“将无调性置于坚实的技术基础之上”并使之“有规可循”而确立的一种方法。但是，其“清规戒律”很快就被后来的许多作曲家们所突破了，比如被保持下来的“音序的动机作用”和调性因素等等。这是由于广义的人文观念在作曲家的理念中始终发挥作用的缘故。因而出现了“自由十二音”以及“非常自由的十二音”结构等更加宽泛的概念。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十二音方法对现代音乐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广泛的，虽然仍被人们看作是“纯技术”手段。
　　相信郑冰对此应是非常了解的。据我所知，他也是我国第一位采用自由十二音技法创作二胡协奏曲的青年作曲家。《第一二胡协奏曲》不仅显示出他成熟的现代技法功底，而且在将我国传统音乐元素同现代技法融会贯通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坚实而有效的成果。可以确信，他在运用现代技法的同时，当有着更多的人文思考。
　　《第一二胡协奏曲》整部作品的设计为对称式的拱型结构，作为一种结构的内在力量，在我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史上和表现民俗风情的民间绘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审美取向。该作品为奏鸣曲套曲，分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呈示部――幻想性的慢板，第二乐章为展开部――戏剧性的快板，第三乐章为再现部――悲剧性的慢板。乐曲在时而飘忽游移时而铿锵有力的对比和展开过程中，似乎在娓娓诉说和赞叹着神州大地的子民们跨越遥远而恢弘的历史长河生存不息、奋斗不已的动人故事。二胡部分旋律线条的自然伸展、自由张弛和节奏自如的个性化语言，给予了演奏者以极大的表现空间；乐队协奏部分或虚幻、淡雅或闪电般的撞击以及连绵不断、隐伏增长着的巨大张力，围绕着作曲家所表达的意图，给听众以无比丰富的幻觉与想象。
　　第一乐章开始所描述的作为“降生”象征的“人们自遥远而宁静的远方走来”的意境，旋即就投入到“波浪翻滚、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去的生命洗礼，人们只是在梦幻中才企盼着美好与和平；第二乐章描绘了在阵阵紧锣密鼓的强烈节奏与二胡的长吁短叹所牵引出来的“战火弥漫的古战场”的惨烈景象，以及人们所自然萌发出来的“对未来的思考”和此时此刻“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该乐章还有突而闪现的从“山路上走过的娶亲队伍”的欢快场面，这是一种在虚幻的想象中具有强烈戏剧性反衬的艺术手段。戏剧性的反衬，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往往产生令人难以言状的悲怆感。继而在乐队的协奏下，二胡如泣如诉的音调又仿若在为无数的亡灵悲伤。随之，乐队惊天动地的音响表现了中华民族代代忠良、斗士英勇牺牲的壮烈场景。第三乐章首先呈现的是连绵战火后所留下的一片废墟，接着要阐述的是人类以无比旺盛的生命力仍旧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与命运对抗，获得生存与繁衍，再度走向光明与和平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所有这些繁复的场景和连绵的思绪以及作品所企图表达的悠远与深沉、冲突与撞击、虚幻与梦境、壮烈与悲怆，均在音乐的自然流动和宣泄中表露无余，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深沉思考。
　　《第一二胡协奏曲》曾获辽宁省交响乐作品评比一等奖；1990年在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大赛”中获得最高荣誉奖。
　　郑冰的成功并非偶然，其成熟的技术功力和全面的艺术素养特别是深层次的创作理念与人文思考，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我在反复欣赏这部作品时，似乎已经逐渐淡化了郑冰所采用的是何种现代技法（好像已无关紧要），这恰恰是由于作曲家浓郁的人文观念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深刻而无法逃避的重要作用所致。只是由于职业的原因，我才有兴趣去分析一下他为这部作品所设计的音的序列走向和若干变化形态以及横向、纵向、织体布局等细节。我以为，作曲家在运用西方现代技法的同时，注重人文观念及其相应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郑冰的《第二二胡协奏曲》则是以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为主题，用三个乐章表述了三段不同的故事。作曲家在这里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关照和浓厚的感情因素。该作品也是一部运用自由十二音序列所创作的二胡与交响乐队结合的大型协奏曲，但比起前者来，其序列的运用更加自由化，其创作手段与艺术风格也更趋于多元化了。郑冰的其他两部协奏曲和《二泉映月》等作品，由于是直接汲取了传统音乐材料并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综合性手法写出来的，其人文观念和艺术倾向等基本状态就更显而易见了。
　　
　　传统因素的着力扩展
　　
　　郑冰在《第一二胡协奏曲》中刻意强调了民族传统因素在现代技法的结构和展开过程中的艺术表现形态。在十二音序列的设定中，其“三音列”、“四音列”或“六音列”的结构里不仅含有特定的调性色彩，而且“三音列”的基础元件往往具有传统五声调式的多种形态。其中有可以三度叠置的大、小三和弦的分解型，有小三度加大二度、纯四度加大二度、纯五度外加大二度或内缩大二度等不同类型的带有民族调式色彩的音列元件及其转位变形。这意味着在千姿百态、扑朔迷离的调性游移过程中，二胡与乐队长线条的横向结构里不仅含有鲜明的传统因素，甚至在快速旋律线条的飞跃或者快速音型的重复和移位时，也始终携带着或隐或现的民族调式色彩。这些具有传统意味的色彩因素，在乐队部分（包括纵向结构中）也有相当明显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二胡旋律对各种装饰音的强调以及演奏家在特定音区的上下滑奏、大小抹奏、强弱压揉、里外弦的同音反复交替等手法，也给作品增添了许多民族、民间色彩和趣味。
　　第三乐章开始所呈现的战火后的废墟景象，弦乐从极高音区的长音向下四度渐次叠置的过程中颇具东方色彩；然而当第十一次叠置后在弦乐群宽阔的音域完成了十二个声部高叠置的完整的十二音，这个绝妙的背景也渐次充满了阴霾与浑浊。在此背景自上而下递减的过程中出现了钢片琴断断续续的十二音，引出来两支长笛交替演奏的由十二音构成的固定节奏并多次重复着，弦乐在高音区的颤抖和低音四度的长音也在十二音的控制下缓缓流动。作曲家编织了如此悲凉而空旷的背景后，才引出如梦方醒且欲哭无泪的二胡旋律。虽然悠长的二胡旋律依然为十二音结构，但仍能让人品味出在游移的调性中，五声调式因素所流淌着的哀怨。
　　作曲家为《第一二胡协奏曲》所设计的总体结构控制为具有集中对称特点的“拱型”图，这种隐藏在整部作品结构中的无形牵动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序奏、第一乐章（呈示部）、第二乐章（展开部）、第三乐章（再现部）、尾声等形成的大结构中，第二乐章显然居于“拱型”的中心位置。以此为中心，控制着十二音序列从开始的相对严格渐次到“中心”的比较自由再渐次到尾声的相对严格；以此类推，节奏也是从严密到自由再到严密；和声色彩从相对和谐到相当紧张再回到相对和谐；力度也是从弱渐次递增到强烈再逐渐回到弱；配器从总体上的清淡到相当浓重再返回到清淡。显然这是从总体结构上所展现出来的诸多因素逐渐扩展到峰顶（中心）然后再渐次收缩的现象。
　　可以认为，当人们欣赏完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音符时，静静回味其展示过程和总体印象，才可能体会或感受到这种精心结构的传统魅力。
　　作曲家曾提示道：“以自由十二音序列的技法控制音高走向与和声结构，用‘斐波拉契’数理结构原则与中国戏曲中打击乐的‘撕边’、‘回头’形态相融会，借以控制乐曲的节奏运动构造……”所谓“斐波拉契”的数理结构原则是一种有特定规律的节奏递增或递减过程，用以安排节奏运动中的疏密与张弛的依据。然而戏曲中的“撕边”与“回头”却具有相当自由的节奏处理空间，但二者的结合（或者交织）却大大增强了乐曲节奏的紧张度和戏剧性的民族色彩。特别在第二乐章的展开中，中国打击乐的群体发挥和单独运用时的戏剧性色彩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胡较自由的如同“叫板”与呼唤似的不规则乐句同乐队正常节拍的交替与强烈的对置，其紧张度几乎到了极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戏曲舞台上的悲剧场景和悲怆的画面。
　　在《第二二胡协奏曲》的开始，独奏二胡以铿锵有力的散板乐句“单刀直入”，引导出乐队在深沉而平稳的节奏背景上所出现的强烈撞击，二胡却仍然以散板乐句再次推进。如同“惊堂拍案”似的给人以深刻印象。我注意到，在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常常出现二胡散板乐句同乐队节奏交替的现象，可能也是作品的某种特征与个性。第二乐章还有一段颇具创造性的妙笔，是提示二胡演奏者“将内弦放至外弦码槽内”，再“转轴将内弦提高大二度”，这就形成了内外并弦后的四度定弦。随之便以清晰的四度双音演奏出一大段色彩奇异的慢板音乐，如同咏经念咒、坐法祭神似的，生动描写了“在远离尘嚣的一座寺院中，单纯的人们……只有以虔诚的心燃香拜佛，祈求神明的保佑与守护”。这在第二乐章的结构中显得非常贴切和精彩。
　　他的《第三二胡协奏曲》和《第四二胡协奏曲》都采取了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形式，均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第三二胡协奏曲》以有调性为主并伴随着多种调性展示的具有叙事性风格的作品。该协奏曲以著名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为基本素材，汲取其特性旋律片段为动机或音乐主题并加以繁衍、变化和展开，同时也吸收了东北其他民间音乐材料，使全曲的音乐风格始终保持着自然统一与完整。在民族管弦乐的配器方面也显示了作曲家的才华与独创性，获得了许多意外而多彩的音响效果。《第四二胡协奏曲》（A商调式幻想曲），其创意源于唐代诗人李白的五言古诗《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绝句。乐曲取其孤独、悲凉的氛围，力图表现这位性情豪放、刚毅却又怀才不遇、两袖清风的伟大诗人的人格魅力。作品为五部（循环）曲式，还可看作复合三部曲式。也是以中间段落为核心、两边呈对称的拱型结构。音乐材料主要源自京剧曲牌，慢板主题的动机来自《夜深沉》和《一枝花》的综合变体，即“独酌”主题；“行乐”的快板主题源自《哭皇天》，也是中部的重要主题。“独酌”是情感的缓缓流动，是孤独者充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表露。在此段落中，人们似乎能听到梦幻中的呻吟、失意时的叹息、酒醉后的自嘲，甚而激越的长啸、失控的呐喊和无奈的苦笑。“行乐”则以欢畅华丽的音调、轻盈明快的节奏和舞蹈般的律动，给人以潇洒自如和逍遥自在的印象。这两种性格不同的主题在作品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极大的反差。这部寓意深长而艺术风格鲜明的作品，受到海内外许多二胡演奏家的青睐。
　　此外，他根据阿炳著名二胡曲编创的由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二泉映月》，给予了作品以新的诠释与新的音响结构，产生了极具戏剧性、幻想性、传奇性、悲剧性的色彩和气势，取得了新颖的艺术效果。
　　
　　结 语
　　
　　我同郑冰认识较早，但接触并不多。知道他很聪慧又勤奋好学；在创作上意识开阔而落笔审慎；为人诚实、厚道；性格内涵且爽直。文如其人，乐也如其人，从他的一些作品中还能感受到他在艺术海洋里追求深刻与悲怆的倾向。其实我也崇尚“悲怆”，因为那是抒情性、叙事性、歌唱性乃至戏剧性和交响性汇合的制高点。
　　任何技法都只是一种手段，当作曲家能以充分意识到将人性、理性与个性（包括深刻的人文观念）融会起来并用来主导自己的艺术实践，定将获得更大的解放。
　　愿郑冰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能有更多的收获。
　　
　　刘文金 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