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商:600年绵延不绝的茶马往事] 往事如茶

　　2009年4月底,几位甘肃临潭籍学者向社会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洮商,这个被人们遗忘了的群体,渐渐地走出尘封的岁月。 　　从明初到现在的600多年间,无数洮商在青藏高原上扎根,展示了绵延不绝的茶马风情。
　　如今,活跃在青藏高原上的洮商仍有4000多人,他们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各个角落,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具魅力且极富活力的商人群体。
　　
　　走出尘封的洮商
　　洮商肇始于明初,兴于清代,民国初期(1929年前)达到鼎盛。此后受战火波及,洮商遭受毁灭性打击,资本损失惨重,但商脉未断。1958年后,洮商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彻底消失,直到1978年,洮商再度崛起。
　　2000年后,国内外对晋商、徽商和浙商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走西口》的播出,国内掀起了“晋商热”,而《茶马古道》和《康定情歌》的播出,使得云南马帮和藏商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的繁荣、沟通内地与藏区经济交流以及维护祖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的洮商研究近乎空白,导致洮商根本不为外界所知。”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甘肃省临潭县人敏文杰感慨地说。
　　为弥补历史的缺憾,2007年7月,由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校长助理、经济学博士丁汝俊教授担任组长,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敏文杰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所副所长丁克家博士,临潭县冶力关风景区高级摄影师敏生贵为成员的洮商调研组开始了对洮商课题的调查。洮商调研组对分布在青藏高原上的洮商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实地调研,行程总计4万多公里。
　　本次研究成果中,课题组对洮商作了学术界定:“洮商,广义指明代以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临潭各民族(汉、回、藏)商人;狭义是指活跃在甘、青、川、藏、滇等省区的临潭回族商业经营者(占洮商总人数的90%以上)。”
　　调查结果表明:洮商最多时达6000多人,目前,逾4000多人仍活跃于青藏高原。如今,洮商的足迹遍布青藏高原上的主要城镇和边境口岸,已经成为青藏高原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600年的茶马往事
　　洮商因籍贯在洮州而得名,是依托洮州发展起来的商帮。历史上的洮州地域包括了今临潭、卓尼两县的全部和迭部、夏河、碌曲、康乐的部分地区,临潭旧城(今城关镇)是古洮州的核心地带。洮州地处甘肃南部,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来为“进藏门户”,号称“汉藏走廊”。
　　自明代以来,临潭就是民族经济交流的通道,是中国西部汉藏贸易的旱码头,也是重要的茶马互市场所。洮商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
　　追溯历史,临潭的汉族和部分回族主要是明初从江南移民而来。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明政府在甘肃境内设置了卫所,用以巩固地方政权、防御少数民族进犯内地。其中,在今天临夏、甘南一带设立了临洮卫、岷州卫、洮州卫等卫所。驻防在洮岷地区的明军官兵数量达3万人以上,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10万之众。大部分人原籍是应天府(今南京)、凤阳府(今安徽凤阳)等地,他们多为徐达、常遇春、沐英、李文忠、胡大海、金朝兴等人的部下。驻防洮州后,他们以洮州卫城为中心,分散居住于周边各战略要地。他们不仅将明代江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带到了洮州,也将江浙商帮的经营方式带到了洮州。
　　长期研究历史交通问题的张国藩先生在编纂《甘肃交通史话》时,专门对明代的茶马互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明洪武五年(1372),明政府在甘肃境内设立了秦州茶马司(今天水),这是全国第一个茶马司。两年后,明政府又在河州(今临夏)设立了河州茶马司。后来茶马司的设置多有变化,但至明万历年间,甘肃境内有河、洮、岷、甘、西宁、庄浪等六个茶马司,其中河州、洮州、甘州、西宁四个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
　　随着茶马交易的展开,人们在洮州卫城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洮州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洮州厅志》记载,洮州“旧城人历来重农善贾,无人不商,亦无家不农,汉回杂处,藏羌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往来不绝”。在洮州新、旧城最早出现了泰盛行、德盛马、万盛西、义兴公、天兴隆等数十家商号。到1929年,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十几家商号,而本地商号则达到200多家,其中资本在3万银元以上的商号达到77家。
　　“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沉积,洮州商帮的经营范围、规模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形成了行商和坐商两种经营形式,而行商又分为商队和单马客。商队主要有牛马驮队、盐帮驮队等,单马客则是一人一马单独经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洮商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分布在特殊区域,发挥着特殊作用的商业群体。“可以说,洮州商帮起步于茶马交易,得益于勇敢地走向青藏高原。”敏文杰如是说。
　　
　　新洮商再度崛起
　　敏文杰说:“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全面确立,持续经营了数百年的洮商被迫中止商业行为,直到20年后,也就是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洮商的再度崛起,并迅速成为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繁荣的一支生力军。”
　　新洮商的再度崛起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充满着汗水、泪水和鲜血。洮商调研组在调查中初步统计,仅改革开放以来,就有数以百计的洮商由于车祸、凶杀、山洪、塌方、寒冷、高山反应等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命丧他乡,长眠在青藏高原上。
　　临潭属于农耕民族(汉族)和游牧民族(藏族)的过渡地带,不论是地理条件还是人文环境,都决定了临潭商人只能走向青藏高原寻觅生计。临潭境内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洮州人易于适应青藏高原上独特的气候和海拔高度,这是他们的先天优势。
　　一代代洮商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走向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帮文化。他们以亲朋之间的传帮带为出发点,结成了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商业群体。他们善于积少成多,基本上都是从数千元资金起步;他们敢于冒险,两三个人就敢结伴翻雪山、穿峡谷,挨家逐户推销;他们经营项目时精挑细选,严守各项规章制度。
　　
　　亟待抢救的甘肃商帮文化
　　目前,洮商经营着青藏高原民营经济中货运业的1/3,高峰时有500多辆货车驰骋在青藏高原崎岖的公路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上独领风骚的一支运输劲旅。洮商们以过人的胆识和娴熟的技术征服了青藏高原上所有的高山大河。除此之外,洮商还控制着青藏高原上三成左右的冬虫夏草交易量,七成以上的旅游品和布匹的经营,九成以上的绸缎、帐篷、曲拉加工,蕨麻批发等方面的生意。
　　“迄今为止,洮商的主体仍然集中在甘、青、川、滇、藏五省藏区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市(主要面向藏区供货),部分洮商已经超越了世代守望的青藏高原,开始向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国内大中城市发展,还有一小部分洮商已开始跨出国门,到国外寻求发展,从商领域和经商空间在纵向和横向上都得到极大拓展。”敏文杰说。
　　甘肃的商帮众多,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关注过甘肃商帮。张国藩说:“甘肃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自汉唐至明清,商贸一直非常兴盛。唐代甘肃境内就遍布着粟特商人踪迹,当时凉州粟特商人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敢于公然响应安禄山叛乱。而临夏的河州商人规模更是庞大,河州是通往青藏高原的中转站,大批的货物通过河州转往青藏高原的各个角落。外省在甘肃的商帮就更多了,晋商、津商、鄂商等都在甘肃境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甚至还修建了会馆。”
　　敏文杰不无忧虑地说:“以洮商为代表的甘肃商帮文化,绝大部分仍旧在尘封中。目前,人们对甘肃境内商帮的关注远远不够,洮商研究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甘肃商帮的经商理念、商号故事、趣闻轶事、管理模式等迫切需要发掘。甘肃的商帮文化亟待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