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早期科学教育研究_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网址

　　[摘要]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是甘肃省科教馆。最早创建科教馆的宗旨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教育、自然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58年,自然部首次作为一个业务部室挂牌设立。从建立这个部室以来至今已有50余年,经过逐年工作,积累了一批重要的资料和标本,举办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陈列展览,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论著,为甘肃文博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关键词]甘肃省博物馆;科学教育;文博事业
　　[中图分类号]G26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78-03
　　
　　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是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以下简称科教馆)。1936~1937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戴乐仁、罗家仑、梅贻宝、顾颉刚、张涵英等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经实地调查决定在兰州筹建甘肃省科学教育馆。
　　
　　一、两位影响卓著的科学教育学家
　　最早建立科教馆的宗旨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教育、自然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43年,科教馆由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更名为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直至建国前夕。在此期间,来馆工作或进行学术活动的有顾颉刚、裴文中、杨钟健、袁翰青、申泮文、王继泽、史念海、王永焱等专家、教授,其中半数以上是搞自然科学的教育家、科学家,资历最深者当属袁翰青先生。袁翰青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还曾担任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溶液》等专著。
　　1940～1947年,袁翰青先生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对科学教育馆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把任务不甚明确的自然科学组分为数理化股和博物股。数理化股除了搞调查、研究、化验工作外,并附设中心实验室(为中等学校物理、化学、生物做实验,提供实验机械,并由本馆派人进行辅导)和金木工室及制药室。博物股主持生物学及地学工作,兼筹备科学陈列室的设置。这种分工较之过去理化、工业、生物、农业四股的任务要明确,目标是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应用、转让。这段时期科教馆硕果累累,编辑出版了四种专刊。
　　1945年,袁翰青先生根据发展需要,在新馆址前院建成二层楼房,设有四个实验室。为使分工更明确,同年,组织机构又改为研究组、展览组、推广组以及总务组。1946年,又增建科学陈列厅一座,约60平方米,并将馆内保存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公开陈列展出。继又将原来的金木工室扩充为仪器制造所,专门制造中小学教学用的理化仪器、生物标本及挂图等。这种明确的分工体现了博物馆收藏、科研和教育三大基本职能,比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从前苏联引进社会主义博物馆模式,最终确定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提早了近10年。
　　1941年9月21日,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现象,国家有关部门在甘肃临洮进行了中国境内有史以来第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利用这次机会,袁翰青在当地放映科学电影,举办科普演讲和日食图片展览,在兰州和临洮掀起了一次宣传科学知识、破除愚昧迷信的科学普及高潮。
　　1944年春,袁翰青积极筹备在兰州召开了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中华化学工业会第二届联合年会。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盛会,对推动甘肃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化工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袁翰青还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到兰州做报告。1943年,袁先生接待了英国李约瑟先生在科教馆做了《国际生物化学的进展》学术报告。后来,又请来美国抗菌素专家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做了关于盘尼西林的性能、应用及制造方法的报告,并当场口译。
　　1945年4月,袁翰青在中正公园(即五泉山公园)四照厅做了题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学术演讲。他说赛(科学)、德(民主)对人类有巨大贡献,中国只有按此原则迈进,才能“走向现代化之途径”。
　　1947年春,袁翰青先生离开兰州赴北平任新职,馆务由许继儒代理,基本沿袭先前的做法和管理模式。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知名科学家曾在科教馆工作,他就是王永焱先生。王永焱1914年出生,1934年东渡日本原明治工业专门学校(现为九州工业大学)矿山工学科学习,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回国。王先生回国后,先在甘新公路工程处任帮工程师;1939年在甘肃省兰州阿干镇煤矿任副矿师;1941年应聘至国立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任地质干事,从事地质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1951年调西北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在科教馆工作的10余年里,王永焱教授参加了多项大型陈列展览和野外科学考察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7~1948年由王先生带队在甘肃武都县龙家沟煤矿区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中他们发现了一批地质时代为上新世(现划归为晚中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当时这批化石标本由于无人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转交西北大学地质系并委托他们鉴定研究。
　　这批标本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属于灵长类的森林古猿化石,据后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王永焱先生发现的森林古猿化石为高等灵长类的大半个下颌骨,保存十分完好。因其为一新物种又发现于武都县龙家沟附近,故被命名为“武都森林古猿”。共生哺乳动物化石还有三趾马、大唇犀、始柱鹿、麒麟鹿类、剑齿虎、爪兽等。武都森林古猿这块下颌骨化石所显示的原始特征证实,它是在我国发现的最早森林古猿化石,对研究中新世晚期古猿类的演变情况和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分类系统位置有一定帮助。应该说王永焱先生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猿类(类人猿)研究方面的空白。
　　王永焱先生在科教馆工作期间还采集了大量地质矿物和岩石标本,足迹踏遍陕、甘、宁、青四省(区),经过整理建档至今仍属品级较高的标本。在从事科研、采集工作的同时,王永焱先生还积极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一方面把成果反映在各类陈列展览中,另一方面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野外考察情况,为生产单位提供有科学价值的线索,如山丹煤矿、靖远粘土矿、宁夏贺兰山粘土矿等的开采,都参照过王先生提供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在科教馆工作期间,王永焱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工作,成果显著,曾著有《静宁罐子峡煤田地质志》(原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专刊,1944年2号)、《西北煤田》(未出版,内部资料)和《渭河流域史前考古调查报告》(与裴文中先生合作,1946年由原北平地质调查所油印发行)三部论著。
　　
　　二、解放后十年科学教育的发展
　　1949年8月兰州解放,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成立后,科学教育馆直属西北文化部领导,改名为西北人民科学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普及科学知识,制造教学仪器,设立中心实验室,辅导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实验,采集自然标本,兼为科研及生产单位提供标本、资料,分析化验和检定样品。围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后举办过“生产力展览”、“电世界展览”、“动物进化展览”、“植物保护展览”、“天文展览”、“甘肃鸟类展览”、“天兰铁路展览”、“矿产资源展览”等陈列展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953年,西北大区撤消后,科教馆又隶属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化局领导。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在各省成立综合性地志博物馆的指示,遂在兰成立甘肃省博物馆筹备处,指派刘庆贤、乔国庆为正、副处长,积极进行建馆筹备工作。
　　在筹备期间,暂设征集保管组、陈列展览组、群众工作组和总务组,并撤销原来的自然标本、仪器制造所,将机器与工人全部拨交兰州工业学校。但自然部的工作并未受影响,由于在科学教育馆时就已采集了数千种动物、植物、昆虫、矿物、古生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因陋就简筹组了“甘肃自然富源”陈列室,供群众参观。
　　1956年2月12日,甘肃省博物馆正式成立,机构改设为保管、展览、群工三部。正式开放了“甘肃自然富源”陈列展览,面积为200平方米;“历史文物展览”也同时开放,面积为120平方米。从展出面积看,当时自然部的力量比较强,人员配备合理,馆藏标本丰富,而历史方面相对较弱,处于起步阶段。
　　1958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甘肃省博物馆合并,业务机构调整为自然部、历史部、社会主义建设部和群众工作部,并增设文物工作队。这是自然部首次作为一个业务部室而设立挂牌。从建立这个部室以来,开展了大量工作,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陈列展览,将原来所藏1万多件动物、植物、矿物、古生物标本全部分类、编目、制卡,配合形势发展先后筹办过“小球藻展览”、“大办水利展览”、“积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展览”、“除四害讲卫生展览”等共计16个小型巡回展览。
　　1959年,新馆展览大楼主体工程建成后,一方面布置了自然标本室,将全部标本按动物、植物、矿物、古生物、资料分成五个部分,分别收藏保管,初步达到妥善保管,取用方便。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自然部的基本陈列。这期间根据甘肃省委作出的决定,将1958年10月甘肃省的第一个大型展览――“甘肃省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移交给甘肃省博物馆,自然部接收了工业部分中的动物皮张、矿物(包括石油原液及其副产品)等,充实了藏品存储量,有的动物皮张经过防腐防虫处理后制成标本,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经过修改、充实、扩建,重新筹办布置的“甘肃自然富源”的基本陈列于1964年国庆节正式展出,展出面积是原来的5倍,达到960平方米,展线长达250米,常年开放,前后共展出一年零八个月,接待观众达12万多人次。
　　196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当时极“左”路线的干扰,自然部从体制到陈列展览内容都遭到无理批判,刚刚开始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的“甘肃自然富源”展览也被迫关闭、撤除。
　　停顿的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举世闻名的“黄河古象”的发现和展出。1973年元月,在甘肃省合水县境内马莲河河口水利工地上,民工挖沙时发现一对粗壮的“龙骨”(象类的门齿),当即封存了化石发现现场,报告了合水县文化馆,同时转报上级主管部门。同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地区文化馆、合水县文化馆分别派员组成发掘队进行了发掘。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和该地地质勘探部门在物质和技术上的援助,发掘工作仅用了35天即顺利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发掘过程中,先后有2万多干部、群众前往参观,是甘肃乃至全国古生物化石发掘中少见的热烈场面。发掘工作结束后全部标本运往北京,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兰州大学有关同志参加,组成工作小组,从1973年6月至1974年6月对这具剑齿象化石骨架进行了修复、装架和研究,并写出专著《黄河象》。
　　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合水出土的黄河剑齿象材料为主,举办了“黄河古象”陈列展览。当时该展览在本馆三楼正厅,陈列面积近300平方米,展出各类实物标本50余件,其中半数以上是化石真品,少部分展品是从北京复制的。这个展览开放近30年,观众逾百万,经久不衰,主要原因是它配合了学校教育。全日制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第十一册(曾为五年级课本第九册)编选了《黄河古象》一文,对全国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它既是语文课,又是科学知识课,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课。
　　
　　三、结 语
　　回顾甘肃省博物馆的创立和早期科学教育发展的历程,从老一辈文博人创业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需要很好地继承和弘扬。
　　第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开展科学教育方面的业务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是从事这一职业人的共同愿望。如1958年自然部成立以后,实验室不敷应用,仪器标本也不足,由于博物馆经费拮据,外出采集也受到限制。当时主管工作的乔国庆先生多次主动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写了关于开展自然方面工作的建议书,并为此积极奔走。同时,他还与同事们一起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自然部先后举办了16个中小型展览巡回于各个地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第二,认真工作,严格要求。老一辈文博工作者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后来人树立了榜样。1984年,恢复自然部建制,杨永清、杨映华两位文博工作者已近花甲之年,他们每天很早到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给了年轻一辈巨大的感染。对年轻工作者的言传身教多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随时补充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年轻的文博工作者如见宝山、大开眼界。
　　第三,重视野外工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早年在自然部工作过的王永焱教授常说,大自然是巨大的实验室,真才实学,第一步来自野外工作,首先是从亲自实践中得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出色的工作成果,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乃至出色的人才,尤其是对自然科学来说,是离不开野外工作实践的。在老一辈的开拓下,自然部历来重视室内实习、实验,重视野外采集和调查,这体现在每年的工作计划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提倡严谨的工作精神,倡导科学的工作方法。袁翰青教授认为,真正做学问,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持有怀疑的态度。在科学教育馆的一次学术演讲中,他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取一种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在前辈的启发下,在工作中,在撰写科学论文中,大家注意独立思考,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根据新的事实得出新的结论。正是这种科学、民主精神的发扬,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追求科学真理、有所发现的文博人才,不断推进自然部的工作,为甘肃的文博事业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博物馆学会编.中国博物馆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2]政协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省博物馆历史概况[J].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983,(17).
　　[3]张行.袁翰青教授与省博物馆[N].兰州晚报,1990-11-11.
　　[4]张行.博物馆科普教育功能探讨[J].丝绸之路,1995,(6).
　　[5]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