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比中揭示作品主题] 揭示主题

　　同一篇作品,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认识,对于鲁迅《故乡》的主题,有人认为“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的贫困生活,表达了追求新生活的愿望”;有人认为“反映了纯真的人性被扭曲”;有人认为“表达了渴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故乡》的主题是多元的,鲁迅的思想是复杂的,彷徨的。他既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制度强烈不满,主张改革,又对辛亥革命的不成功给人民带来困苦表现出无奈。这正是他要呐喊几声的原因。《故乡》从人物性格前后的变化、眼前环境和记忆中的环境对比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
　　在作者笔下,青年时期的杨二嫂是一个“擦着**,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卖豆腐的豆腐西施”,可以说是一个年轻漂亮,身材丰满,不多言语,买卖公平的美丽文静、招人喜爱的少妇。
　　进入中年后期的杨二嫂却是一个“五十岁上下,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开两脚正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又老又丑的老太婆。不光如此,她对人尖刻,说起话来刁钻刻薄:一见到我便怪声怪气:“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当我在记忆中搜索时,她便又是讽刺,又是挖苦:“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她自私庸俗,贪图小利:看到我们搬家便想检点便宜,“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这些破烂货,让我们拿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当我向她解释我并没有阔“须得卖了这些,再去……”时,她便对我大放噘词,又是造谣,又是污蔑“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是八抬大轿”;并且不时做出扭曲人性的小动作,“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进裤腰里”,“把碗碟藏在灰堆里”。
　　对比之下,一个美丽文静,一个老丑刁钻;一个讨人喜爱,一个令人生厌。年龄、容貌的变化是自然的规律,心灵的扭曲却是黑暗的社会使然。黑暗的社会使人变成鬼,将仙变成妖,杨二嫂的变化正是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从杨二嫂身上,作者无疑反映了纯真人性被扭曲的现实。
　　再看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十一、二岁,头戴毡帽,颈套银圈,紫色的圆圆脸,红活圆实的手捏一把钢叉,向一匹猹奋力刺去”的天真活泼,强健勇敢的美少年。他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希望,以捕鸟,看瓜,刺猹,捡贝,观潮为乐趣。
　　中年闰土却不同:“虽然身材增加了一倍,却脸色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肿得通红;他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松树皮的手,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
　　不光如此,少年闰土:巧于雪地捕鸟,敢于月夜刺猹,短短的一问,甚至“我”还没问,他便说出“天下的许多新鲜事”,将心中的话尽情倾吐。
　　中年闰土:说话前的神态,欢喜――凄凉――恭敬,七句话中,前六句断断续续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谦恭,最后一句断断续续诉述自己的苦况,特别是“他只是摇头,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这一神态描写,活脱脱一副木偶人形象。他受封建思想的毒害,生活绝望,当我们搬家剩余让他挑选时,他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一个受尽生活折磨,迟钝麻木,痛苦难言,勤劳纯朴,善良憨厚,被旧制度压迫得直不起腰来的贫苦农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闰土前后的变化,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劳动人民遭受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摧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严峻事实。无疑表达了作者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希望。
　　“我”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同样经历了人生的两个阶段。
　　少年的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阔少爷,天真活泼,纯洁好奇,生活无忧无虑。
　　中年的我,远离故乡,到异地谋食,须卖了房屋、木器去租寓所居住。
　　 对命运悲惨,生活困苦的劳动人民,我虽具同情心,却无能为力,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送他”;对争扎在生活旋涡的人虽感厌恶,却不能去改变她们。我的变化,我的彷徨,是对当时社会的否定!
　　作者除了对三个主要人物进行前后对比外,还把闰土父亲,闰土,水生三代人,以及闰土、我、杨二嫂三种生活作了对比。
　　先看三代人的对比:
　　三十年前,在生活重压下的闰土的父亲,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为了怕儿子死去,给他起名“闰土”,并在神灵面前许下心愿,用银圈子将他套上。
　　 三十年后,闰土的生活比父亲更惨了,无力给孩子套上银项圈,只得用香炉、烛台代替银项圈,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三十年前,闰土是一个聪明勇敢,天真活泼的少年;
　　 三十年后,闰土的儿子水生,又长成了当年闰土的模样,只是黄瘦些,颈上没了银项圈。
　　 这组人物的对比,揭示了故乡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重复着同样悲惨的命运,故乡变了,剥削加深了,压迫加重了,摧残变得更烈了。
　　 作者不是在强烈的呐喊吗:“故乡,难道还让它继续沦落下去!还能让乡亲们在水深火热中继续受熬煎吗!”
　　 再看三种生活的对比:
　　 闰土:勤劳纯朴,憨厚善良,然而迟钝麻木,毫不醒悟,自己按奴隶的“规矩”办,还要后代老老实实做奴隶。
　　 杨二嫂:明抢暗夺,尖酸刻薄,对上层阶级既憎又慕,在自己的生活旋涡中争斗,也是辛苦一辈子。
　　 我: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只能为自己的生活“谋食”辗转奔波。
　　 三种人,三种生活,各自为自己而辛苦,彼此隔着厚厚的墙。作者由此将主题推进一步,借“我”之口否定了三种人生,我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辛苦恣睢而生活”,高声喊出:“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不是对彻底的改造社会,彻底的改变生活的呐喊吗?作品的主题在这里得以升华。
　　 同样,环境的对比也凸现了主题。
　　渐近故乡时,眼前是一副怎样的景色呢?――隐晦的天气,冷风呜呜,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使我的心悲凉起来。
　　我记忆中的故乡却是一副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明月,海边的沙地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记忆中的故乡比眼前的故乡要好得多了,环境由“神奇的图画”变得“苍黄、萧索、没有一点活气”,其原因,用母亲叹息闰土的一句话作了总结“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他像个木偶人”。如果说“多子”是封建思想的毒害,“饥荒”是天灾,那么“苛税、兵、匪、官绅”就是人祸了,并且人祸是主要的。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明确写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的《故乡》又何尝不是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状呢!尚未成功的革命,不但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彷徨中作者指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冥冥的刻画和描写中让人们感悟:“只要大家团结,努力奋斗,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就能实现。”这可要算作者真正的下怀了。
　　
　　舒东红,张志谋,教师,现居湖北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