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先生与植物考据学 植物学家--吴征镒

　　编者按 　　2008年1月8日，吴征镒先生荣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老在植物分类、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方面的贡献早已是家喻户晓，但许多人对吴老从事研究的另一门学问――植物考据学和他研究的古籍《植物名实图考》、《滇南本草》及其正在主持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还相当陌生。为此，本刊特加以介绍，也希望读者从中品味到一位92岁高龄的生物学大家的拳拳爱国之心。
　　
　　何谓植物考据学?
　　
　　中国古代涉及植物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由于植物种类繁多(中国拥有近3万种高等植物)，我们的先民在利用这些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传统植物文化，记录在我国从甲古文开始近3500年来的历史文献中。但由于语言文字的演变、地域方言的差异，朝代的更替，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现象比比皆是，至今仍有许多植物中文名称混淆，难以分辨，如古代的兰、兰草与兰花，究竟隶属现代意义上菊科、唇型科还是兰科植物?至今还争论不休。植物考据学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门学问。
　　植物考据学大概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尔雅》，旨在统一历代与植物名称相关的“雅言”与“方言”、“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且我国素有“一物不解知，儒者之耻”的传统，植物考据学或许就在类似思想背景下产生。近代西方科学传入我国后，植物考据学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植物分类学遂成为植物考据的基础，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载的与植物相关的内容，包括植物的中文名称演变、分类、经济利用(衣食住行)，保护思想等多个方面。目标是要以科学的方法来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中国传统植物文化，以此来探讨生物多样性变迁，生态和气候变化，栽培作物的起源、驯化及育种，外来植物以及中医中药的原植物鉴定等等。过去这门学问没有固定的名称，曾被冠以“本草学”、“本草考证”、“古汉名考证”等等，2005年吴老倾向于利用“植物考据学”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正式名称。吴老说：“我很同意‘植物考据学’的提法，并认为比‘本草学’好。它看似范围广了，却更专业化了；服务范围可以是广义的农、林、牧、副、渔，还有医药卫生、环境科学和园林及旅游业”。
　　因为植物考据学严格建立在植物分类学基础之上，综合利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字学和训诂学等多学科证据，不是所有植物分类学家都能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因此，该学问现今几乎成为绝学，目前能从事植物考据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
　　
　　情系《植物名实图考》
　　
　　吴老一直有系统整理中国植物学古籍文献的宏愿，但他为什么特别重视《植物名实图考》这部古籍呢?吴老认为，整理中国传统植物文化应该从《植物名实图考》这部中国植物学史中承前启后的巨著开始。
　　《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不失为19世纪中叶，正值鸦片战争迫使我国门户开放之际刊行的奇书。它是中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书籍，不同于中国以往主要记载本草药物的《本草纲目》，也不同于以农用为主的《群芳谱》、《广群芳谱》这类农艺专著，它所载植物范围更大、地域更广就其性质而言，有向更广泛的植物学转变的趋势。胡先骗先生曾谓“吴其�之著《植物名实图考》，则着眼已出本草学范畴，而��入纯粹科学之域，在吾国植物学前期而有此伟著，不能不引以自豪也。”
　　《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在1840-1846年间，历任湖南、浙江、云南、山西等地巡抚。作为封疆大吏，他勤于政事，同时也利用“宦迹半天下”的有利条件，所到之处，采集标本、考察生态、咨询民众、考证名实，竭尽公余之全部精力，撰写成这两部巨著。其中《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载植物1714种(实际涉及植物约2500种)，插图1865幅，主要是考证植物的名实，兼及实用，“以证诸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卷，收录植物838种，书中摘录了历代本草、农书、方志、诗词杂著书籍中有关植物学的资料，“以稽诸古”。《中国植物志》中的许多科、属、种的中文名称取自该书，据统计，仅植物种中文名就有约400个直接来自该书。如果能对该书记载的植物加以科学的考证，将为植物分类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古今植物变迁、植物资源学(尤其是本草学)及中国植物学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基础数据。
　　吴老能长期从事植物考据研究，与他儿时接触大量的古籍文献尤其是《植物名实图考》有很大关系。吴老幼时偶从父亲书房中得见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出版，1919年商务印书馆新版)，于是这部书成为吴老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启蒙教科书，他在家中对面的“芜园”，“看图识字”认识了许多植物，奠定了他日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志趣。1931年，受唐耀先生鼓励，将其前两年所采标本在班上展出，这批标本约100多种，他都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订了中文名和学名，也因此与《植物名实图考》结下不解之缘。
　　1939年，吴老与他清华的老师吴韫珍先生一起，考证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云南植物，尤其是云南的草药和野生花卉。他边考证，边录卡片，遂利用几年时间整理出一整套《植物名实图考》的卡片，可惜1958年举家南迁时，这套卡片不知去向。好在简倬坡先生将这些考证过的学名抄录在一部《植物名实图考》中，这一稿考证结果才得以保存。
　　20世纪70年代，吴老在研究《植物名实图考》的基础之上，编纂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2002年，吴老的几部较大的学术著作基本成形后，遂萌生全面整理《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的想法。因为此时中国植物本底调查有了初步结果，《中国植物志》已完成，植物考据学研究可以有所依据了。于是，2006年，年已90的吴老又率弟子，着手《植物名实图考》中全部植物的新一轮考证。
　　
　　名成《滇南本草》
　　
　　《滇南本草》是明朝人兰茂著述的一部地方性医药名著，在流传500多年的过程中，经长期实践证明，是一部价值较高的中草药学古籍名著。兰茂，字廷艉，云南省嵩明县杨林千户所石羊山人，生于明代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卒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享年80岁。据有关资料记载，兰氏终身为一平民，常往云南各地采集药物和治病，为群众所爱戴。
　　《滇南本草》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经明、清两代中草医增订、补注，以及有关志书收编和民间传抄，不仅版本各异，甚至有的地方互相矛盾。因此，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髓，必须首先考证清楚其中的药用植物是现在科学分类学上的哪种植物，然后研究其药理、药性，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才能不至于用药时，因为原植物发生错误，贻误百姓健康。吴征镒先生所作的工作，就是着眼于学名考证这样的一个基本工作，但确实是现代医药中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滇南本草图谱》这部书，是1939年中，吴老与他的老师吴韫珍先生一起，共同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云南植物的开始。因为记载云南草药的《滇南本草》中的多种植物，多被《植物名实图考》收录。而研究《滇南本草》中植物的起因，是当时为解决后方民众日益紧张的医药问题，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医药研究所》，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韫珍先生受经利彬的聘请，在这一单位兼差。后吴辊珍先生因病于1941年去逝，他的一切教学任务和《滇南本草图谱》的整理工作，都转到年轻的吴征镒先生手中。1945年，《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完成。全书共计25种植物，26副图，全由其自写、自画、自印(石印)。可惜由于该所停办，只完成此一集，也未能公开发行。但该书遂成为植物考据学的典范，也自此开启了吴老60多年来从事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漫长征程。
　　研究期间，吴老发现《滇南本草》中的药物“昆明沙参”即“金铁锁”，为植物界的一个新属Psammosilenc(1945)，当时国人发表新属实属罕见，何况以现今植物同古籍文献中的资料对照分析，该研究在当时立即引起国内外植物分类学家的关注，赞誉之声不绝。
　　之后，云南药检所重新整理《滇南本草》，吴老给予了极其重要的支持和帮助，1986年，全书3卷全部整理出版，其中植物能附以学名，吴老功不可没。
　　
　　功就《新华本草纲要》
　　
　　文革中，吴老因为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毫无例外被批斗、进“牛棚”，这期间国家兴起“中草药运动：但由于被剥夺科研权利，吴老被分配烧锅炉。即使这样，他还是被请去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吴老说“由于对中国的中草药原植物熟悉，常用的也就那么两三千种”加上他熟悉古籍文献中记载的植物，遂充分发挥“博闻强记”之优势，整理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的四大本笔记。这几本笔记，后来成为《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可靠依据，其中的植物历史考证，全来自这部手稿。
　　1983-1988年，吴征镒先生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三个研究所的力量，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这部惠及10亿国民健康的药学巨著。该书共收载植物药近6000种，与前代本草不同，它抛弃了之前以药效或生态进行分类的传统本草著作的体例，按照现代植物分类系统的科属排列顺序，依次介绍每科中每种植物药的学名、中文名称、俗名、中文名称的来源及其在中国古代记载的历史、药物的化学成分等等。如此科学的整理中国本草，新中国尚为首次。之后约10年，才有《中华本草》的问世，但在《中华本草》中，对这部倾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心血和汗水的巨著却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憾事。
　　《中华大典》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国从三国曹丕的《黄览》开始，大体上300年修一次类书，所以又有“盛世修典”之说。当前离我们最近、规模最大的类书除了明朝的《永乐大典》，就是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但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植物学古籍，这在建国以来尚为首次。1932年，钟观光先生因为整理中国植物“邦名”而发感慨：“……整理旧藉，视若平易，行之则难。非经费之难，而人才实难。亦非人才之难，而热心毅力之为难也……惟其人多读古书，不能从事。读书而无科学之素养者，犹隔阂也……需时颇久，成书较缓。此非目光短浅，旦暮图功者，所愿为矣……”。但吴老在2007年初，偏偏就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的委托，担任了《生物学典》主编。
　　由于大量阅读古籍文献，吴老眼疾加重。家人反对他参加这项繁重的王作，但吴老说，“我不做，谁来做?”。钟观光曾谓“邦名与学名，如鸟翼车轮，相须并进，不具其一，必兼丧其二……如无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如无邦名记录，则传达无具，即与国内文化隔绝，等于饰品。”吴老主持编纂《生物学典》，大概也是出于与钟老等分类学前辈们同样的尊重中国传统植物文化、沿承中国传统植物文化、欲将中国古代科技精髓充分发掘，走向世界，并服务于社会生产，益于百姓生活的良苦用心。这也是吴老的宏愿之一。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一是要以现代分类学为基础，将其中涉及的生物冠以拉丁学名，按照现代分类系统排列，希望能通过学名“贯通古今，联系中外”；二是希望用现代图书整理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将所涉及的文献，分类整理，按年代编排，编纂出一部生物学类书。这是《生物学典》与其他典的不同，也是整个《中华大典》的创新之处，因为其他典皆遵从中国古代编典的模式，单单《生物学典》以现代植物分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生物学典》涉及中国古代古籍文献中记载的生物约6000种(其中动物1000多种，植物4000多种)，在经过全面、科学、系统的分类整理和文献汇编总结后，将对中国文字历史时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基本研究清楚。这不仅可以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准确而详细的生物学专题资料，还将对今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传统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提供借鉴和依据，甚至为中国传统生物文化的传承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吴老曾经告诉我们，一名合格的植物分类学家，要做到文献、标本馆和野外三者的结合；要从理论到实践，最终要为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服务。
　　吴老很谦虚，说他自己没有做到，实际上，吴老做到了。
　　
　　作者简介
　　
　　汤彦承，男，1927年出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分类学家，吴老清华任教时的学生，《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主编之一。现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编委，与吴老一起从事植物考据学研究。
　　王锦秀，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从事种子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考据学研究，目前协助吴老从事《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学分典》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