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记]

　　出场者：三联书店文化分社社长郑勇（“60后”）　　“有史学家的严谨，有哲学家的思考，有文学家的笔法。”已故河南出版人范炯对理想状态下历史文化读本的勾勒，让“三联人”引为同道。
　　对此“心向往之”的编辑郑勇，以“三联讲坛”书系为器，上演了一出“拆墙记”——试图在读者的精神世界拆除知名高校的围墙，也拆除学界和公众间的隔离。
　　《问题与方法》的诞生
　　郑勇对中国教育资源不平等有较为深刻的感知，还是在从北大毕业之后。
　　1996年，他由三联书店安排去南京管理新开张的书店,此后接触了很多南京大学的师生。“南大文科方面已经很强了，但当我们聊天时,偶然谈到怎么样在钱老师家跷着二郎腿通宵聊天、钱老师家里茶袋比米袋还高,因为他喜欢喝茶，诸如此类。他们听了直感叹，你是钱老师的学生,好幸福。我们在北大读书时，某些老师的课我们都逃课的，但这些老师要在外地做活动,都万人空巷，非常受欢迎,大家觉得听他们一次课,是一次人生的高潮体验。这对我触动非常大。”
　　望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围墙”，郑勇不再对昔日身边的名师习以为常。“如果把一些名校名师名课转化成图书，可以惠及更多没有机会在名校求学、没有机会接触名师、听不到名课的人。”郑勇再度审视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汪荣祖的史学研究等，便试着把录音机摆进了各位老师的课堂。“全程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本很好的书。”这种方式，对许多追求完美的学人是需要勇气接受的。“葛兆光应允之后，三五年过去才交稿。他怕讲稿拿出去，同行会挑剔、笑话他。”
　　“三联讲坛”书系策划、组稿始于2000年，2002年8月才推出第一本——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
　　“天鹅的绝唱”及《与鲁迅相遇》
　　之所以坚持用课堂录音,与1986年的大一新生郑勇在北大校园里“追星”有关。
　　“长达近二十年，钱理群‘鲁迅研究’一直是北大选修课的热门节目。记得他总是很投入，激情四射，冬天时边讲边脱衣服。我们追着听钱理群‘鲁迅研究’，与其说追鲁迅，不如说追钱理群。他的课堂，是生命与生命的慰藉、心灵和心灵的对话、思想对思想的碰撞。听他的课，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当时对“钱师之课，如一幕活生生的话剧，而书则像干巴巴的剧本”体悟太深，让郑勇体味“名师风采不仅包括学术观点和学养，更多包括其个人风采魅力。而课堂录音，则是书面保留其鲜活口语色彩的绝佳方法，包括作者在课堂某某地方大笑，获得掌声等，很有现场感”。
　　再好看的节目，终要落幕。2001年，钱理群做了告别北大讲坛的“最后一次演讲”。以此现场为录音整理的《与鲁迅相遇》出版于2003年8月。封底，编辑郑勇谓之“天鹅的绝唱”。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改名
　　除了名师名课，“三联讲坛”的触角，也触及了有实力的青年教师课堂，“比如说吴晓东，当时他很年轻，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读书》上写文章，比如说写北岛的诗评论，非常有才华。我看过他很多文章，包括听过他的课，知道他的课非常有创新，有见地，而且当时只有他，开那样一门选修课，在高校里用那种方式做20世纪现代派小说欣赏——尽管他博士刚毕业，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这个选题。”
　　最初,吴晓东给郑勇的书稿，有着一个“20世纪现代小说鉴赏”之类的书名。“那么叫，那‘墙’是‘拆不掉’的。我仔细琢磨，他选的那些小说家及其代表作,都是吴晓东自己喜欢的。书第一篇是说的卡夫卡,最后一篇说的是昆德拉，所以我就建议改名叫《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个书名很感性,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展现了现代派小说的一头一尾。”后来,吴晓东一直很感激,说“这本书能成功，改名就成功了一半”。
　　书出来以后,郑勇看到王安忆、余华等人都专门撰文,推荐此书。“在那之前,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吴晓东这个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