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不甘随人后_不甘人后

　　陈寅恪信札六十封（未收入三联书店二○○一年初版、二○○九年重印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写于一九三○年初到一九三三年初。内容为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资料室借书、还书，向资料室提供购书书目和书讯，请图书员为自己代购书刊。收信人为图书员杨樾亭、所长傅斯年。二○一二年六月，中华书局《文史》第二期发表了由笔者整理笺释的这批陈寅恪信札。
　　这批信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使我们看到了陈寅恪那几年成名作和所开课程背后的资料准备细节，史语所对陈寅恪研究、写作的支持，他以“预流”的学术视野广泛搜集、掌握国际汉学资料。他对日本汉学界学术动态的追踪了解，着力购藏日本汉学的新材料和重要文献，强烈地表现出“要让汉学的中心在中国”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学术中心便从汉学领域转到本土史学，信札保存了他这次学术转向的线索脉络。
　　欧洲汉学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通过古东方语言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与民族关系史方面，成绩卓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了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高本汉等大师。他们的学术取向、兴趣、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仿效的对象。
　　日本的汉学在继承中国传统学问成就的基础上，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的优势，学习、引进欧洲汉学的工具、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崛起了那柯通世、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著名的汉学家，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成为巴黎之外国际汉学界的又一中心，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举行恳亲会，陈垣感慨地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九二九年，陈垣在北师大讲课时再次谈到：“近世国外汉学研究的中心在巴黎、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陈垣欲将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志向，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不乏同道，傅斯年、陈寅恪、胡适都有共同的情绪。陈寅恪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一九二八年十月，史语所成立，组成了由一批留洋学者为主力的新军，扛起了“要把汉学研究的重心从巴黎、东京移到北京”的大旗。所长傅斯年特聘当时中国学人中最有能力从事汉学研究的陈寅恪任研究员并兼任历史组主任。陈、傅两人在“要让汉学中心在中国”这个问题上配合默契，笙磬同音。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生中，喜欢购书是出了名的。及至应聘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后又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他倾心于文献资料，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提升到了追求学术独立、维护国家尊严的高度。他频频致函傅斯年，请他出面吁请国家出资，征购可能流失国外的重要文献，也请傅斯年注意购进域外汉学资料特别是与日本汉学有关的资料。如下面这一函：“《八千颂般若》，印度丛书中此种独缺。弟近作蔡先生纪念册文，欲引之而不知其页数，只能就日人所引者用之。故觉不妥，遂不引用。如能购到此书，则于本国学术独立上不无关系。”傅斯年批示资料室“买全”。
　　在陈寅恪这批信札中，他请史语所资料室购买的日本文献资料有旧杂志《大谷学报》、《佛教史学》，书籍则有《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大屋德城《日本佛教史の研究》，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大山公淳《声明历史及び音律》。尤其对《大谷学报》情有独钟，多次向图书员杨樾亭指出此刊物的重要性，认为《大谷学报》是日本的“极佳杂志”。对昭和四年九月份的《大谷学报》，嘱咐要多买一份。原因是这一期的《大谷学报》刊登了日本著名西藏学及佛学学者寺本婉雅整理的《唐蕃会盟碑》。陈寅恪根据碑文，旁征博引蒙、满、德、藏、拉丁等语种，写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傅斯年对此文极为赞赏，在北大讲义《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全文引证，说：“我的朋友陈寅恪，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伪读，皆赖以订，诚学术中之快事。”
　　对陈寅恪提供的购书书目，傅斯年在信上空白处批示“买”“买全”“照办”“OK”。粗犷豪放的笔画，与陈寅恪内敛紧扎的手迹形成鲜明的对照，收信人对写信人如饥似渴购藏日本汉学重要文献心情的感应互动，通过简短批示沟通串联起来。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陈寅恪一早就给傅斯年写信，说自己“拟将波斯人所著蒙古史料及西人译本陆续搜集，即日本人皆有之者，以备参考。乞寄其名目与欧洲巴黎、伦敦书店，托其购觅。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此意谅荷赞同也”。在这封信里，陈寅恪提供了五种重要的蒙元史料外文著作书目：《黄金部落的历史：在俄国的蒙古人》、《来自巴鲁郡人的苏丹（算端、诸沙）史》、《萨曼王朝史》、《花剌子模苏丹（诸沙）史》、《成吉思汗生平》。
　　下午，陈寅恪意犹未尽，又发一函：“顷陆续又检得突厥文蒙古史料最要之一种呈上，乞并付寄与巴黎、伦敦书店。遇有旧本，可买之……弟近草一文，题为《八思巴与蒙古史》，搜集材料，颇感有不能见之书，敷衍成篇之苦。故就所欲见而不可得之书名，续之寄上。幸毋以烦琐见责也。”函中所云《八思巴与蒙古史》一文是陈寅恪西域史地之学的成名作，发表时改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族学者萨囊彻辰所著《蒙古源流》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用蒙文、满文、德文对该书进行校勘、考订，率先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均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结论是当时蒙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但陈寅恪在信中仍然感叹因资料不全而敷衍成篇之苦，因而发愿凡日本人已获得的资料，我们也要占有之。
　　从陈寅恪不断建议、督促傅斯年购藏日本汉学文献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顶级学人与国际汉学界争锋的主要目标是日本。中国学人可以暂时屈居欧洲汉学之下，但不能容忍日本后来居上。陈寅恪、傅斯年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如由陈寅恪主导斡旋、中研院筹措巨资购买明清内阁档案即七千麻袋档案得以成功，民族主义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非常担心这批史料被日本或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买去。傅斯年之所以要极力提高汉学研究的水准，除学术上的竞争外，也为了唤起中国学人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