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回望绣成堆是哪里 [长安回望绣成堆]

　　我的中小学是在“十七年”时代度过的，受了半年多高等教育又撞上了“**”。那时没有早教，没有补课，没有课外辅导班，很少家庭作业，学校里教的内容都是“左的”一套。书没读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倒不少。什么反美游行，什么抓麻雀除“四害”，什么“反右派”“四清”，运动一个接一个。而我自己则抓过蟋蟀，爬过树，偷过南瓜，看过“不良书籍”，搞过恶作剧，也写过诗，练过书画，唱过评弹……那时从不考虑 “有用无用”“有益无益”，反正是怎么好玩就怎么玩。不过，这也许未必是不幸。实际上我是一路享受着“高品质”“低耗能”的教育，足令今天花了大价钱受罪的孩子和家长羡慕死。
　　（一）
　　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小学是上海的“下只角”，肮脏、杂乱、喧闹。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在外面疯，野。
　　我们这个班原先是有名的乱班，先后换了两个班主任。四年级开学前，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女的，我们更来劲了，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不料当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们这些顽童竟被她的美镇住了。
　　顾家洁老师三十岁左右，一件月白的短袖旗袍，勾勒出全身和谐而有节奏的曲线，脸上总是荡漾着甜甜的笑。她一上讲台，便像一轮明月升起，周围是一片静。
　　从此，班级出现了奇妙的变化。我也觉得自己在变。本来，我的顽皮是出名的：哪里肮脏，往哪里钻；哪里生事，哪里有我在。有一次我在教室后的草丛中抓蟋蟀，为了抢夺所有权，被一个大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当我昂着头咬着牙跨出校门时，一只温柔的手抚着我的头，她没有训斥，没有责备。只是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微笑着给我包扎、擦洗，看着她洁白的毛巾上的黑印和血迹，我羞涩地低下了头。从此，我竟注意起清洁来，打架也少了，我生怕再弄脏她的白毛巾，更怕看见她那双美丽而期盼的眼睛。
　　顾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声音脆而润，仿佛要把我们带进诗境。忘了那天是上什么课，我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在白纸上勾画起她的曲线。她走近我，似有所察觉。放学后，她突然把我找去。“你爱画画？”她问。我不作声。
　　“你在画我？──给我看看。”我想抵赖，但望着她美丽的眼神，还是乖乖掏出了那幅作品。
　　“画得不错，线条挺柔和的。”端详了一会儿，她说：“送给老师行吗？”我点了点头。临别时，她又摸着我的头说：“你喜欢画画，就为班级出黑板报吧！”
　　我受宠若惊，心想，我这样的捣蛋鬼竟会被委以重任。从此，每期黑板报上都有了我的“大作”。就这样，三年中，我的书画作品第一次在校园里展出；我第一次独自看完了厚厚的科幻小说；第一次懂得去探望病人；第一次主动帮助邻居老太到几里路外的邮局拿邮包……总之，这三年中我完全变了样。拿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顾老师送给我一支黑色的粗粗的博士铱金笔。而我画了一张风景画送给她，画面上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上有一轮皎皎的明月。
　　（二）
　　我也上过“国学课”“书法课”“图画课”，只不过那心情和今天苦不堪言到处赶场子的孩子们不一样。
　　十岁时，有个住在茅屋里的邻居。平时在邮局门口代人写信，到了春节就在银行门口设摊写春联。家里除了一桌、一凳、一床、一箱和几本书，几乎一无所有。可就是他使我对诗歌古文发生了兴趣。在茅屋中，他给我讲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给我讲过“郑伯克段于鄢”，给我讲过“大江东去”，也给我讲过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是个国民党遗留人员，已很久没机会给人讲课了。他讲得那么投入，那么激动，热泪盈眶，旁若无人。也许他在宣泄积压已久的内心的苦楚。茅屋梁柱上的灰尘，也被他的声音震得簌簌而下。他是一个谦谦君子，虽然满头白发，虽然旧衣烂衫，却风神不凡。我的耳畔至今还常常回荡着他的吟咏声。他姓米，是个孤老，大概六十多岁。
　　初中时我遇到了另一位贵人，他叫陈全霖，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是个前清秀才。我那时不知怎么一来就喜欢上了毛笔字，自己写着玩，也没人教。遇上他是缘分。那次我去河南路周虎臣笔庄买毛笔——还记得店堂里悬着马公愚写的“呈功学海”的隶书匾。只见一个老人在那里挑选“七紫三羊”，他那一套熟稔讲究的动作引来了我的好奇心。老人见我看着他，就主动与我攀谈，一老一小聊得投机。从此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便去他家学字。他也是个孤老，住在天津路一幢大楼的二楼过道夹缝里。他写得一手极工整的考科举用的馆阁体──乌、光、方。今天，我能写同龄人中少见的小楷，不能不感谢他。
　　我的国画老师叫郑洪，是一个极和善、极可亲的老人，戴着金线边眼镜，出门总是衣冠整齐。用风度翩翩来形容实在是不够的。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老城隍庙画扇子，后来在少年宫教国画。当时在城隍庙卖画要站住脚不容易，实在有些真功夫。他爱画龙虎，取“云从龙，风从虎”，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风云阁”。他总是不厌其烦一张一张地给我画“课徒稿”，还常叫我陪他去看画展。
　　三位老人在“**”中都受到冲击，先后死去。这些老师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惜，我的兴趣多变，浅尝辄止，没有一个劲儿地钻下去。
　　他们都是我的贵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不可以金钱计。他们都是无偿地教我的，不收分文。
　　（三）
　　我曾说过，我最得意的事是平生没有被评到过一次先进，而最窝囊的也正是这一点。
　　从小我就调皮捣蛋，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我起了绰号。结果连红领巾都是最后一个戴上。“好孩子”理当与我无缘。
　　中学里，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但常常与老师“过不去”。政治老师说：“资本家都是剥削起家的”，我却说这个“都”字要去掉，至少我爸就是勤俭起家的，我还说我爸爸认识许多老板，都是好人，没有做过坏事。如此顽固不化的“青少年”，怎能评上“三好”?
　　不过，再怎么倔，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心里对光荣还是向往的。到入团的年龄，我当然十分积极，那时候谁不盼望自己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当时我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入团应该是顺理成章。在将要审批前，组织上要我再次汇报自己的思想，我向组织主动汇报了以前向陈全霖先生学过书法的事。后来知道陈先生是个“历史反革命”。我为自己的诚实付出了代价。组织上说我敌我不清，决定：暂缓入团。从此，我再没打过入团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