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助手 世纪末一股清凉的风：摆脱明星光环

　　一、世界末，明星不灿烂　　一位青年说：　　明星是被宠坏了的孩子明星，是一群特殊的人。明星一般都窗名牌。明星挣钱很容易，所以花钱很大方。明星是制造新闻的高手，明星的照片往往是杂志的封面。明星走到哪，追星族和追星记者就追到哪，明星的魅力就这么大。科学家不是明星，明星是一群特殊的人。明星一被宠坏了的孩子。观众追，记者炒，同行捧，导演包。一开始，明星就处在一个受宠的环境中，没有远虑，没有近忧，没有柴米油盐的烦恼，没有鸡毛蒜皮的操心，该别人做的，别人都会为其做好，该她做的，她还要摆摆架子，明星嘛，就应该高高在上，你难道要他们在地上不成？明星是被宠坏了的孩子。因为是明星，就可以随心所欲，颐指气使；因为是明星，就可以随意违约、罢演；因为是明星，便可以漫天要价，偷税漏税；明星，就得与众不同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认为艺术家的自由在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错误的，那是胡作非为的自由。”明星当然知道这句名言，明星笑一笑，知道又怎样，管你拉夫斯基，拉妻斯斯基，我还是这个样，这就叫个性，懂吗你？明星是被宠坏了的孩子。宠坏了的孩子便会时不时地撒撒娇。回顾1995年：2月16日，江姗、史可罢演《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3月1日，那英与中央电视台门岗发生口角；3月下旬，王志文的傲慢态度激怒了在济南参加签名售带的歌迷；4月10日，王姬以西南航空公司客机不安全为由，拒绝去重庆参加《红粉》首映式；5月，牛振华劣迹见诸报端；6月，傅艺伟在成都大打出手；7月，韦唯被中央歌舞团“严重警告”；紧接着，陈道明在宁波假唱引起纠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明星啊，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孩子。
　　有人说1995年是明星的灾年，说这话的人有毛病，怎么就叫灾年？这难道是年的过错？对李雪健、李保田等怎么就不是灾年？
　　莱辛说：“我们的骄傲多半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真的如此。真正的富翁从不显山露水，而炫耀自己富有的人，其实才是穷光蛋。无论财富，知识，均是如此。
　　现代人骂人挺有讲究，两个字：有病！明星确实有病。知识的匮乏，文化素养的低下，造成营养不良症；骄傲自大，听不得半点批评和指责，这是消化不良症；随心所欲，星气十足，这是虚火上升；没有人情味，唯钱是图，这是阴阳失调症。
　　明星有病，观众就骂。其实话说回来，首先得骂骂自己。有些观众视明星如上帝，日里思，夜里梦，追星追得简直发疯，追得明星眼中无人，飘飘然不知其名。第二，应该骂骂有些新闻单位和记者。长期以来，热衷于炒星，无星不成报，无星不成书，事无巨细，甚至连明星睡觉头朝何方都加以渲染，真是无聊到了极点。第三，还该说说上级主管部门。对酗酒、殴打的士司机的歌影明星木村一八，日本各电视台的做法是：永久禁放其歌曲、电视剧。而江姗、史可罢演后，在舆论压力下，有关部门才动了温柔的一刀，决定中央级媒体不再对其宣传。但是，1995年12月8日，江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手”颁奖晚会上，她手捧铜奖，笑容满面地说：“冬天过去了……”
　　唉，这些明星啊！
　　做明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做明星的基础，所以应该记住：没有天空，哪来星辰？没有海洋，就没有浪花！
　　北京广播学院 赵径文
　　更多的青年表示：
　　厌倦明星
　　北京一位报商说，在头版刊登影星巩俐结婚消息的报纸卖得并不好。如果放在前两年，这种报纸肯定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
　　一位初三的男生对记者说：“我很烦看电视，因为从广告到电视剧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星，没什么看的。”
　　一位高三女生说，她们同学很少谈论影星之类的事，因为那样会被同学们认为“档次不高”或“品位太低”。
　　不断有读者写信给本刊，提出同样的问题：“媒介总是把那些明星炒得火爆，我们很反感。”
　　当然，并不是说世纪末人们不需要明星。但今天的中国青年对明星的看法和态度的确已有改变，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明星乐趣”。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90年代对明星的批判态度和80年代对明星的盲目崇拜就够了。
　　这是由于过多关于明星的传闻、报道、靠名人效应促销的产品所引起的一种较普遍的反感情绪。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样被影视屏幕形象和名人所左右。六七十年代，“明星“给青年树立了人生的榜样；80年代，明星给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了魅力；到了90年代后半期，不仅明星的“超人”光彩令普通人目眩，而且明星文化的琐屑无聊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
　　本刊记者 潇 梅综述
　　孟繁杰：
　　自己的活法不能卖
　　那一年，我的心绪糟透了。微薄的工薪本来已难以抵御突如其来飞涨的物价，偏偏妻的单位又停了产。再加上戏曲不景气，写出的剧本无人排无处发，以往那些做过“莎翁梦”的同事一个个义无返顾地拔腿而去，我这个跟头匠出身的半吊子文人犹如被海浪一夜间抛上沙滩的游鱼，孤寂，愁苦，沮丧，惶惶难以终日。
　　年届不惑困坐斗室，望着那眨眼间冒出的“款爷”“富姐”，瞅着自己一家三口栖身十余载的破仓库，满肚子怨气无处泄，一古脑儿撒向床头屋角那一堆堆的书本上：千不该万不该，当初放着三百六十行不干，偏偏迷上了这“劳什子”。弃艺习文面壁十载，虽说在戏班里捞了个编剧的虚名，但除了涂涂写写别无长技，经商无道，“对缝儿”无门，如今只落得上无以养父母，下无以抚妻儿的尴尬境地……忿极时，恨不得将那十几年间口挪肚省积攒下的数千册书刊杂志扫地出门。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妻提着菜篮从街上转回。一进门，喃喃地说：“中山广场开了个书市，不用手续随便卖……”我一怔，旋即明白了妻的潜台词，将这些只与人争空间而不为人创造效益的“积存物”搬到书市处理，总比成堆成捆推给收破烂的多值几个钱。然而，要我在大庭广众中吆喝着卖书，实在没这份勇气，于是便冷冷回了妻一句：“你能卖？”
　　“怕什么？卖书又不丢人。”妻斩钉截铁。
　　我心活了，稍稍犹疑，从牙缝挤出一个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