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信使】春天的信使有哪些

　　“做一个合格的投递员”　　走进全国优秀投递员表彰大会会场，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绿色的丛林。我在这丛林中流连忘返，决心采摘一片小小的绿叶。　　我发现了她—哈尔滨市道里邮电支局的女投递员刘福明。她是个28岁的姑娘，人平平常常，从不显山露水的，相貌也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惹眼的地方。当我在她面前掏出笔记本的时候，她慌了，“我不过是送了几封信，我说啥呀？”
　　“说说你参加投递工作的感受吧。”
　　她使劲咬着嘴唇，沉吟着，慢慢地开了口。“……我是70年当投递员的。那时，我妈可不乐意了。她说，女孩子干这行可不是事，去跟领导说情，换个活吧。我说，全国的女投递员不是我一个，人家能干，我咋不能！我妈嘀咕几句，不吭声了。
　　“我刚上段正赶上冬天。道路不熟，车又骑不好，我推着车瞎撞，才送了几十户，天就黑了。狭长的胡同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风吹着屋顶的铁皮‘咣当咣当’响，我吓得直出冷汗。突然，冷不丁从哪旮儿窜出一只猫，我吓得叫起来，骑上车就跑，一下撞在墙上摔倒了。一身泥和雪回到家里，真想跟妈诉苦。对着镜子看见自己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笑了：你都成了‘小师傅’了，还这样胆小，没羞！
　　“这天，我来到安康街37号送信。有位老大娘站在信箱前，一动不动，雪花在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我问她咋不进屋，她流着泪说：‘我等你呢。两个儿子在兵团，一个月没来信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位老大娘多象我妈呵。我哥哥姐姐去远方，我妈也是天天唠叨着，倚在门口等投递员。儿行千里娘担忧呵。
　　“我天天盼那位大娘的信。见了大娘，我总想躲开，好象我欠了她什么。我不愿看到她失望的眼神。我埋怨起大娘的儿子来。你俩咋整的，不知你妈惦记吗。你们写吧，写得再多我不嫌麻烦，一封封保证给你们送到，别让你妈在雪地里等了。
　　“终于盼到了来信，我喜孜孜地把信交给大娘。大娘流着泪向我道谢。我痛快极了，象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干投递可不能马虎。一封信，牵着多少颗心呢。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做一个合格的投递员……”
　　“妈，我再背一小会儿”
　　到哈尔滨的第三天，我来到刘福明的家—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她和父母、姐姐住在一起。
　　刘大娘60多岁了，身板还很硬朗。听清我的来意，连连摇头。“你报道她啊。她有啥能耐？”
　　我笑了。“怎么没能耐？送件四百万份无差错，真不简单，听说她是‘活户名簿’，一千三百多户，五千多人，大人小孩都叫得出名字。”
　　刘大娘打开话匣子，跟我数落起女儿的不是，责备的话语里透着矜夸。“她这人不巧，只会下苦功夫。要说也不易啊。有一天晚上，吃晚饭了还不见她回来。我一趟趟出去迎她。十点多钟，她回来了，累得不想动弹。我问她为啥回来这么晚。她说：‘妈，我心里难过，别问了。’
　　“女儿心里有难处，妈哪能不问呢。问了几次，她说：‘今天下午，我去送一封信，上写着：安定街3号王英收。找来找去，不见王英。最后在5号找着了。3号5号就差一个院，我跑了好多冤枉路。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给人家误了咋整？’
　　“我催她吃饭，她说吃不下。一个人坐在那儿愣神，象是寻思什么。
　　“第二天休息，她摆弄了一天纸片子，又是写，又是划的。她说她要编一本户名簿，把段区各家姓啥，干啥，几口人都填在纸片上。这样送信又快，又不出差。我说哪见过这样送信的，简直象派出所查户口。她告诉我，这方法是向老劳模学来的。
　　“她把纸片发给各家，收回来以后又抄在大本子上，整天捧着本子着了魔似地念。她想把一大本人名都背下来！老天，谁脑袋里能盛那么些东西。她说能，只要肯下功夫。
　　“晚上十点多钟，她还坐在桌前，唧唧哝哝的。我说快睡吧，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你不睡，全家人。还得睡哪。她跟我笑笑，拿着本子上厨房了。‘妈，你先睡吧，我再背一小会儿。’
　　“我实在扭不过她，自个睡了。一觉醒来，十二点了，厨房里还亮着灯呢。这时，突然停电了。我想，这下可好了，我看你还咋背。
　　“她轻轻推门进来，拉开抽屉扒拉了一阵，又回厨房了。厨房又亮起来。原来，她是来找手电的！
　　“我生气了，催她快睡。她还是那句话，‘妈，我再背一小会。’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一直背到下两点！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哪。这样坚持了半年多。就为这，她得了好些奖状呢。你看，都在那儿。”
　　我望着柜顶上一摞镜框，笑着问：“为啥不挂起来？”
　　“我那倔闺女不让呗。她说，咱家又不是镜框铺！”
　　“我也鼻子发酸，快哭出来啦”
　　刘福明从北京一回来就要上班。支局领导“勒令”她在家休息。我赶到她家，请她谈谈她是怎样处理疑难信件的。听说她参加工作以来，处理了几百封“死信”，每一封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哩。
　　她实在拗不过我，给我说了一个小故事。
　　“那是79年冬天，我送一封安和街4号崔恩荣收的信。一看信皮上的名字我就想，不对啊，安和街4号没这个人啊。是不是搬走的老住户呢？
　　“在我的段区打听个遍，也没这个人。看起来，这信非退不可了。我翻开背面一看，上写着几行字， ‘投递员同志，我们因故20多年没联系了。这里面装了一封被退回的信。请帮我找到亲友，不胜感激。’我的心翻腾开了。人家20多年没见面了，满怀希望写了封信，却被冷冰冰一张‘查无此人’的小条打了回去，换谁谁不伤心呵。我的心上象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晚上睡不着，我在竭力想像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模样。我咋能想出来呢，他们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不知咋的，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站在雪地里等信的大娘的身影。
　　“我利用星期天和休息时间，沿着带安字的大街打听崔恩荣。人们都是摇摇头，重复地说着我最不愿听的三个字：‘不知道’。我站在路口，发了邪似地盯住来来往往的人流，真想大喊：‘崔恩荣同志，你在哪里，我这儿有你一封信呵！’
　　“一个多月过去了，崔恩荣还是没有下落。你看我多笨，为啥不上公安局打听呢？我去了，户籍警同志帮我找到了线索。他们提供了两个崔恩荣。
　　“我决定先找近的这个。当晚，我骑上车，顶着风雪，来到共乐街29号。谁知这家根本不姓崔。我站在雪地里纳闷：‘这是咋整的，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