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泪的季节]草莓季节

　　编前：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办公室里有位家长忧虑地向老师诉说：“现在的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好管？那天我问我女儿，报上经常登少女出走的事，你怎么看？您猜她对我怎么说？‘我就是没她们勇敢，不然，早就走了，班上的同学都佩服她们哩。’我害怕，不定哪一天，这孩子脑瓜一热当真走了，怎么办？”类似这位家长的担心我听到过许多。当我把世人对出走少女的种种议论、揣度讲给青春派作家孙云晓时，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穿一双拖鞋，她仓皇逃上——
　　北去的列车
　　盛夏某日，我正在家写东西，忽然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外地一少女离家出走投奔我来了。纵然再忙再急，人家避难似地扑来，我岂能怠慢？于是，我在电话里详细讲明乘车路线，请她到我家来谈。这里姑且称她A姑娘。
　　不大一会儿，门铃响了，一位红脸高个的健壮女孩站在门前。她十六七岁的样子，红T恤，花短裙，背个破旧的黄书包。让我惊讶的是，她脚上竟穿着一双拖鞋！
　　坐定后，我边请她吃西瓜，边不解地问：“你怎么穿着拖鞋就跑到北京来了？”
　　“我一心想逃，出了家门才发现还穿着拖鞋，又怕回去换，被家人扣住，所以，就穿着拖鞋上了火车。”她嘟嘟嚷嚷地解释着。
　　谈起出走原因，她支支吾吾，反复提问、开导后才大概讲明。原来，A姑娘17岁，是山西某市的高二学生，还是班里的团支部委员。她对同桌的男生挺有好感，甚至崇拜。遗憾的是，那位男生对她不在意，却对别的女孩颇为热情。A姑娘为此暗暗伤心。谁知，这个节骨眼上，老师在班会上提醒同学，不要过早谈恋爱。A姑娘闻言心惊肉跳，以为老师发现了自己的秘密。无巧不成书，回家后，父母又叮嘱她不要与男生来往过密。A姑娘听后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大祸临头。她在焦虑与恐惧中苦熬了几天，实在无法承受那种压力，终于逃离家庭。
　　问明情况，我松了一口气。问：“怎么就认定老师说的是你？你没做亏心事呀，怕鬼叫门做什么？退一步讲，就算你和那男生谈恋爱了，老师的提醒也是善意的，注意些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年轻人都有个成熟的过程嘛！”听了我的分析，A姑娘渐渐平静下来，精神也放松了。
　　看看天近黄昏，我帮他联系了一处招待所住下，并劝她早点回家，以免父母和老师着急。可A姑娘也有她的狡猾：“我马上回去，肯定挨揍。既来之则安之，玩几天再回家。这样他们只会心疼我，不可能再打我、骂我了。”
　　如今，A姑娘早已返回家中，度过了她的危机期。
　　第二个故事：从内蒙古到北京城，她玩起——
　　捉迷藏游戏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来稿，一位陌生少女走了进来，说是“找孙云晓老师”。我忙站起来，问她从哪里来，找我有什么事。一问不要紧，她的回答让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
　　为了不给她找麻烦，这里隐去其姓名，称她B姑娘。
　　B姑娘是位职业高中毕业生，从内蒙古偏僻的地方来到北京，说这次来是拜我为师，学习文学创作。她还说她爱唱流行歌曲，曾在当地歌厅唱歌打工；她在学校竞选过学生会主席，并获得成功；父母为她在当地找了个工作，她不喜欢，决定闯北京城；她父母都是工人，也同意她出来试试等。我决定要对这位头脑发热的中学生泼点冷水，让她冷静下来，认清自己的处境。于是，我们有如下对话：
　　孙：你带了多少钱？
　　B：200多。
　　孙：招待所的住宿费一天多少钱？
　　B：12块。
　　孙：这就是说，加上吃饭等开支，你带的钱只能维持一个多星期，对吗？返程路费怎么办？
　　B：……
　　孙：你热爱文学，想跟我学习写作，是好事。但对你来说，眼下第一位的是生存，不是文学！写作不是几天就能学来的，你坐吃山空，靠谁供养？再说，你怎么不替我们想想，事先不打个招呼猛然闯来，我们工作繁忙，又怎么可能天天教你写作？
　　B：……
　　我想了一下，送她几本杂志，让她回招待所休息，写一篇自己的中学生活，第二天交我。经过劝说，B姑娘同意先找个工作干着。我请她唱支歌听听，她唱了《蓝天白云跟我来》，水平一般，进不了北京的歌厅。我建议她放弃去歌厅谋生的计划，并答应帮她找个事做。
　　送走B姑娘，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儿，帮她联系工作。找了几处都没成，还算幸运，一家公司的经理很快答应聘用她。
　　第二天早晨，B姑娘来了，交给我一篇未完成的稿子。我耐着性子为她分析了这篇没有写完、错别字很多的稿子。我告诉她，若想搞创作，必须深刻体验生活，能悟出别人悟不出的东西才行。然后，我又带着她去见了那位经理。
　　在我看来，我已尽了心力，下边的事只能靠B姑娘自己的努力。万万没想到，还不到中午，B姑娘已经不辞而别，再无消息。
　　大约半个多月后，一个自称B姑娘爷爷的老人找到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说是来寻他的孙女。原来B姑娘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发了电报，谎称我们中心为她安排了工作。单位领导责怪我擅自发电报，可我又何曾发过这份电报？我将真实情况告诉了单位领导和那位老人。老人不信，竟以为我们把他的孙女藏了起来。也难怪，这是老人寻找孙女的唯一线索。老人发疯似地找了3天，毫无结果，拖着一身疲惫，无奈地返回了。
　　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又起新波澜。B姑娘原来所在的中学党支部给我们单位领导发来公函，查询B姑娘之事。随后B姑娘的母亲又给我来信，说已收到女儿的信，得知她上午在我们单位打字，下午跟我学写作。读完这封信，我顿时觉得脑子大了一圈，天呐！B姑娘莫非是个骗子？
　　我当即给B姑娘的母亲回了信，揭穿了那个谎言。B姑娘曾留给家里一个神秘的地址，我建议两地公安部门联手调查。果然，内蒙方面来了人，有B姑娘的母亲、老师和一位公安人员。不巧，那期间我去了中国的北极村—漠河。归来后听说，B姑娘依然没有找到。她去了哪？是吉？是凶？此事像一道阴影浓浓地罩在我心上。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忽然接到B姑娘的电话。原来她一直在北京，先干保姆，又去个体餐馆打工，如今在一家小工厂。知道她平安无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我还是不能容忍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行为，严厉地批评了她。这时我才知道，B姑娘对家人两次进京找她的事竟毫无所知。她给我打电话，是想向我承认错误。她还在电话里对我倾诉了心中的苦恼，她是那样地想写作，又是那样地忙于生存等等。我发现，折腾了好几个月，她还是没有理解当初我告诉她“先生存后文学”的道理。我劝她还是先学着踏踏实实地生活，体验人生，这是文学的基础，并督促她马上给家里写信，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