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经历过痛苦才会成熟说说【痛苦的成熟】

　　1978年2月。　　**后首批招收的七七级大学生肩扛行李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大者已到而立之年，小者刚刚摘下红领巾。历史使他们成为同学。　　他有30多岁了，被北方寒风吹得肌肤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和一位16岁的少年一前一后走进某大学校舍，刚毕业留校的辅导员接过少年手中的行李，批评说：“已经是大学生了，还要爸爸亲自来送。”他知道辅导员误会了，连忙解释：“我也是才考进来的新生。”辅导员闹了个大红脸。
　　某校政治系主任不无感概地说：“这级新生的平均年龄27岁，最大的31岁，92名学生中只有3人未满20岁。新生年龄这么大，是我执教几十年遇到的第一次。”
　　另一所高校数学系01班老大姐杨爱珍，刚收到小学4年级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很幼稚，但语言通顺，意思表达准确：“妈妈，您好！我和爸爸好想您，我们学校已开学，爸爸说您也开学了。爸爸还说您和我一样都是学生。学生要听老师的话，我听老师的话，听爸爸的话，妈妈也要听老师的话。爸爸叫我和您比赛，看谁的成绩好。最后，希望妈妈努力学习，争取当三好学生。儿子小涛。”
　　日月如梭，4年转眼即逝。
　　新华社北京电：1982年元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薄一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近27万七七级毕业生表示祝贺，希望他们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77～1988,11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胡子学生、妈妈学生以及那些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中学生，经过6年工作实践，各自都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虽然酸甜苦辣各不相同，然而它毕竟是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真实体味。
　　一
　　他叫刘进，1982年毕业时已近不惑之年。学生在作文里这样形容他：“中等身材，其貌不扬的脸，被烟熏得发黑的牙，全身器官唯有一双眼睛始终露出机智的光。”
　　当他叙述他的生活感受时，他眼睛里的确闪射着这种光—
　　我1968年上山下乡来到大别山区的一个乡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山教会我吃苦、忍让、豁达。
　　考大学按照400分的成绩我能进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按年龄却只有一所普通的师院接收我。考分属于自己掌握，年龄受自然支配，我认了。
　　不愿上的师范上了，不愿干的职业干了，既然上了干了就要干好。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这所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有的子弟学校。第一学期，学校安排我教小学五年级英语课。学英语教英语专业对口，但这种安排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好在我什么都想通了，教小学是教，教高中也是教。当教师的第一天我踏上的是小学讲台，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开始那会儿真叫难。学校和家虽在一个城市，二者却相距30公里。每天，东方天际才露出一丝银色，我就得去挤车、倒车、再倒车。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奋战，赶到学校已精疲力尽，晚上又要重演早晨的一幕。长了，老婆有意见。妻子并非不通情达理，她要工作，要照顾孩子，要侍候80岁的老母，她太累了。可我明白，要解决家庭与事业这个矛盾，要么“混”，让单位失去信心放行；要么干出点颜色来，让单位认识到我的价值，帮着把老婆调来。30多岁的人了，不能被别人戳脊梁骨，我选择了后者。
　　别人不愿教的班我教，没人上的课我上，有段时间一周要上24节课，初三、高三同时进行。这样连续干了3年，送走两届高中毕业生，成绩总算有了。根据市教委统计，我教的英语高考单科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和第五名。
　　于是出现了“马太效应”。
　　人事部门主动找我，提出准备把我爱人调来。两个月后，老婆调来了。半年后，因双职工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八六年提为教导主任。八七年评定为一级教师。
　　我不算成功者，充其量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
　　有众多的老三届，这是七七、七八级的最大特点。这批老三届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毕业后多数成了单位的骨干。据统计，到1988年5月，他们80％取得中级职称或担任领导职务。这些老三届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毕业生的价值，不是文凭所能表现的。文凭只证明你学过什么，不能证明你能做好什么。
　　二
　　不管大学毕业生出于什么动机报考研究生，用人单位大都不支持。有的单位规定必须工作两年或三年以上，有的接收毕业生时有言在先不许报考。
　　分配的毕业生该不该报考，用人单位给不给考，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然而七七、七八级中那些一心想考研究生的人，却实实在在尝到了其中的辛酸。据调查，有63％的毕业生第一年申请报考没得到批准，因此和单位产生对立情绪的有48％。一位与单位闹僵的毕业生深有感触地说：“如果用人单位不让报考，还是死了这条心，否则报考不成，还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得不到重用，结果要花数倍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形象。”
　　王成云，科大七七级学生，毕业时，科学院理化局要他，条件是不准考研究生。他拒绝了。
　　考研究生是他的梦。
　　他放弃了让人羡慕的科学院理化局和回北京的机会，来到辽宁一个小研究所工作。这个所答应给他一次报考机会。“一次就够了。”他充满信心。
　　玩命地复习准备。玩命需要身体作本钱。临考前两个月，他的本钱拼光了，住进了医院。为一次报考机会，他放弃了国家级的科学院，考场没进就败下阵来，能甘心吗？
　　他走进所长办公室：“让我进一次考场，考不上就安心工作。”
　　“我们有约在先只准考一次，当然你因病没考成了。但没考成不是所里的责任。如果每一个分配来的人都像你这样，我们的工作谁来干呢？”
　　他的希望被所长吹灭了。看来，要想实现自己的夙愿，只有走另外一条路。
　　他的英语极棒，通过托福不在话下。不久，他与美国某大学取得联系，对方根据他的托福成绩和学历证明，同意给予经济帮助。
　　1986年，王成云加入“世界大串连”队伍。
　　王成云走了。有他那样经历的人绝不在少数。1982年，中科院某分院接收15人，现调出6人；某大型企业接收毕业生16人，现调出8人；某研究所接收毕业生12人，现调出5人。这3个单位的平均调出比例是44％。从这19人流动原因看，有6人是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有4人感到单位使用不当；有5人是为报考研究生与单位闹僵；有3人觉得单位无事可干；有1人调回老家照顾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