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爱的松动和推进(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之五))]牙齿老爱松动

　　10年前，如果有人议论，某某人“作风不正”，周围所有的耳朵都会警觉地竖起来。而今天，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会对此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们对别人“作风不正”已经没有多少兴趣。
　　离婚难，这个不久前还被人们痛心疾首呼吁过的问题，在短短几年内竟也成为历史。
　　10年前，姑娘们心中的男子汉似乎只有军人，而今，漂亮的姑娘们，敢大大方方坐在个体户摩托车的后座上……
　　我们曾经拥有过无数个10年，而这个10年却深刻地撼动了整个民族的传统，这其中包括最敏感的婚姻、家庭和爱。
　　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多数人对于爱一般持两种态度，而且这两种态度都是很奇怪的：一方面，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主题；另一方面，爱完全得不到大多数严肃的社会学家的重视，从未被视为经济或政治改革计划中一件迫切需要的事。”事实已如罗素所言，在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婚姻、家庭、恋爱、性观念等，虽然从未被列入改革的计划之中，但他们的变化却往往以不可阻挡之势，最直接、最迅速、最广泛地发生着，它们对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婚姻、家庭和性本身。
　　爱说到底是一种文明。文明的推进并非轻易可得。10年来，中国青年对爱的探索充分显示出这种进步与代价、痛苦与幸福、束缚与自由的“合二为一”。同一个地区、同一类事情、同一个年龄层次，我们常常可以追寻到最原始、最愚昧、甚至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的东西；同时也可以追寻到最新鲜、最现代化、甚至过早出现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现代文明和传统观念的交叉和角逐中，“爱”，有了新的松动和推进。
　　感情终于定为“爱”的第一基础
　　一道紧箍咒的松动，竟使天下悲欢离合。用上面这两句来形容新婚姻法的作用，实不为过。
　　新婚姻法1980年公布，1981年遇罗锦的离婚案便率先爆发出来，而且沸沸扬扬折腾了好大一阵子。不论中国人对那个至今蜷缩在异国难民营里的女人多么反感，多么厌恶，然而，由她而起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对“离婚案”的议论，对中国人婚姻观念的推动，却是不容置疑的。恩格斯的那句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被郑重地重新提出来。中国人并不排斥“感情”二字，用在爱国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用在事业方面也是倍受推崇的；但用在婚姻方面，它却不能占在应有的“第一基础”的位置上。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强制力来保持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完整和稳定，然而这种完整和稳定却撕碎了千百万颗心。
　　5年前，一位白发早生的中年教授找到报社，他给记者递上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他从60年代开始的历次离婚起诉书和25年来女方给他的全部信件（为了避开她，他放弃北京工作，独身调到河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全都没有信纸，只有信封，信封上写满了侮辱谩骂的话。你走到哪里，信就寄到哪里，就恶心你到哪里。
　　这一牛皮纸袋的证据应该差不多了，但因女方自称是精神病患者，法院便一直不判离。他多次要求法院为女方作精神鉴定，却被置之不理。他躲到河北，女方也“杀”到河北，只因她婚约在手，便可将他打得血流满面！
　　一天，教授兴高采烈地来到报社，记者以为他离成了，没想到他告诉记者的仅仅是，法院同意下周给女方作精神鉴定。这就是25年的代价！
　　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忽视婚姻范畴内的情感。十年动乱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告诉人们，这种人性的扭曲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社会学家说：对于感情的肯定，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也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
　　10年过去了。离婚难这个问题总算有了突破。一个小小的迹象也可以反映这种变化，基层法院的档案室里，过去，一桩离婚案的卷宗是厚厚的，记录着多次开庭、多次调解的内容；而现在这类卷宗变薄了，法官们再不愿为那些无爱的婚姻徒然费力。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许多角落听不进恩格斯的那句话，但那里的年轻人已经有了自救的办法。安徽定远县，近年来出现了1000多对私奔的男女青年。
　　男女自愿、政府同情、朋友暗地支持，到头来往往以私奔者的胜利告终。当父母的不是不让我们结合吗？那么好，开路！男的出来作木匠，女的摆摊钉鞋。今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根本不与祝员外们费唇舌，最绝的一招：私奔。让那些媒婆、转亲换亲的父母们，跳着脚骂街！
　　私奔的动力从何而来？青年们为什么敢冒族人围追堵截的风险，置世人嘲笑辱骂于不顾呢？这动力便是爱的情感。
　　有人以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主要存在于城市的开放青年中。其实，这几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给青年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有了相互接触和接受文明的机会，长期受到压抑的爱情渴望迸发了。包办的威严、传统的习俗被青年们打败了几个回合。在这礼崩乐坏之中，新的观念产生了。当然，青年们采取私奔这一扭曲了的不合婚姻法的形式，说明婚姻自主的地位尚未确立，然而私奔的大量涌现，又预示着这地位的最终确立为期不远了。
　　离婚也好，私奔也好，被社会的宽容程度反映了新一代人婚姻观的重大变化。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感情，在我们的法律中，在人的观念中，在社会舆论中得到了越来越明了的认可。这分明是“爱”的推进。
　　“爱”开始淡化为个人之间的事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婚姻大多是在家庭出身、政治条件、社会地位和职业权力等种种因素下缔结的。特别是“文革”时期，造成了许多政治性婚姻，爱情被抑制到最低点。
　　长期以来，两性之间的事被无端地拔高了。有人为此受到了各种行政处罚，有人为此而不能入团、入党，不能评为先进，而更多的“受害者”则终日生活于提心吊胆的罪恶感中。由“爱”而派生出的这些问题，和政治牵连着，和经济牵连着，和社会交往牵连着。一次“失足”，竞可以使一个才华横溢的志士一损俱损！
　　这1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所对应的是法制社会，行政干预的力量减少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小了。在开放的社会中，两性的接触机会增多，人们对不美满的婚姻开始不能容忍。一方面是离婚率上升，另一方面是“婚外恋”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