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讲“对立”还不够 不够暖和你讲的是什么

　　赵培杰，男，1963年生于山东诸城市，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及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记者：“向资本主义学习”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被列宁明确提出来了。从那时至今的几十年中，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继承、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份，发展自己。为什么？寻根究底，原因很多，今天想请你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谈看法。
　　赵培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根本目标上的对立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今天，当资本主义社会注入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情况下，对立依然存在。问题不在是否承认这种对立，而是我们将“对立”绝对化了。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把重点都倾注于寻找“社”与“资”的分歧点上，忽视了两者在对立的基础上同处于一个世界的事实。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我们对“社”与“资”在认识上几个被忽略的问题。
　　只注重“社”与“资”社会发展根本目标的对立，忽略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经历着共同的人类文化历史阶段。
　　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两个现实：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废墟上，而是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地带的外国；二是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腐朽、消亡，相反，到了本世纪80年代初，为富不仁的美国资本家却微笑着归来，以新的活力惹人注目。这两个现实可以揭示两层意义上的道理，首先，在社会主义还不具备能力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社”与“资”必须在同一个世界生存；其次“社”与“资”既处在不同的自我发展阶段，又处在共同的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多年来，我们一直无视于这个现实，主观排斥一切自认为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把自身实现目标的过程、手段也排斥掉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认识。
　　过去，我们总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独有的特征。在此影响下，我们没有对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进行认真研究；更进一步的错误是，虚设了所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把计划经济作为一条现阶段的客观规律对抗于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人类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在世界整体文明充分发达之前，在世界总体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之前，世界只有一种经济，这就是市场经济；只有一个市场，这就是开放的世界大市场，对此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莫能外。第二，劳动是现阶段人类谋生的主要手段，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依然是人类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要动力。社会对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分配，必须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第三，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贫穷和落后需要我们全心力地发展生产力，需要我们在公有制基础上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需要我们与国际市场沟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法把自己关在一种封闭的体系中。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存在”，而不是主观上选择或不选择的问题，谁违背了这个存在就会失败。
　　只习惯于在制度层次上区别“资”与“社”的不同，却忽略了作为机制层次相互借鉴的可能。
　　如果我们谈论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几乎谁都会说：制度。前者为公有制，后者为私有制。近来不少青年人都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公有制国家都比较贫穷，私有制国家却很富有呢？我们的改革是否也该向着私有制发展呢？我以为这里就有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即把制度层次的问题与机制层次的问题混淆了。
　　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或者说“人人皆有的所有制”。在现阶段，任何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相反，私有制在本世纪70年代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最突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中普遍实行了股份制及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比如日本，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私营企业中股份有限公司占57.5％，有限公司占28.5％。这些企业的决策权更多控制在企业最高经营者手中，而股东对企业经营的发言权则小得令人奇怪。又比如德国，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项目几乎完全属于国家所有；联邦政府在大众汽车公司占40％的股份，在汉莎航空公司占80％的股份。国有经济在企业总股资中占17％，总产值占11％。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这当中公有经济成份的引入以及政府对经济有效的管理和干预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1978年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政策又进一步调动了城市企业的热情，一定程度的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激发了国营企业的活力。这一切也是有目共睹的。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资本主义引入了公有经济成份还是社会主义引入了私有经济成份，两者都是在没有改变根本制度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有效率的私有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无效率的公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指出：公有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条件下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又为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所有制问题，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角度。何况现代社会区别“社”与“资”的根本点除了制度因素外，还须看谁在生产力发展中拥有更高的速度和效率。
　　只看到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结论；忽视了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自我扬弃的过程。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一直遭受着曲解和庸俗化。“社会主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等越来越演化成一种宿命论的观点。直到改革开放把我们的目光延长到了中国的土地之外，我们才发现，社会主义远远没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直到僵化的、教条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付诸东流，我们才真正从梦中醒来。
　　在我们沉浸于梦境的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吸取了很多好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民主社会主义是怎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我们没有问一问，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能在西欧、北欧长期执政？甚至没有听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我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当作了起点。那个时候我们只会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然而，资本主义，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除了批判几乎没有更深入、客观的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依然不清楚，我们只会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诠释今天或未来的一切，这就等于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失误负责任。
　　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教条主义错了。因为这种思想方法不但使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化的教条，以此批评今天的一切；而且还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也变成了教条；以此作为裁判一切新事物、新现象的尺度。运用这个尺度，不少自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恰恰运用了低于马克思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把社会主义拉向了停滞和倒退。
　　1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清醒地看到，现时代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也是处在早期社会主义阶段国家的现实成就；它既有积极的成果也存在矛盾和失误。所以我们有必要排除各种认识上和观念上的干扰，尤其是要排除教条主义，也就是“左”的思想干扰，换一种认识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结合体，认识“社”与“资”也不例外，突破了绝对“对立”的层面，我们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