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晓庆的法律顾问对话:商务谈判法律顾问对话

　　早就听说刘晓庆要请律师打官司，最近，又得悉她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那么，刘晓庆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难道非用法律手段解决不可吗？她的常年法律顾问又将为她做些什么呢？带着这些问号，记者找到了刘晓庆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第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旭。
　　陈旭今年28岁，是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1982届毕业生。他中等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啤酒瓶底”，显得文质彬彬。也许因为都是单身汉，我们无拘无束地聊起来。
　　记者 陈律师，能谈谈你和刘晓庆认识的经过吗？不保密吧？
　　陈旭 怎么说呢，想来挺有意思。去年11月，我读了《文汇月刊》上发表的对话录《刘晓庆就是刘晓庆》，心情很激动。这不仅是刘晓庆那带有鲜明色彩的个性、年轻而敏锐的思想吸引了我，更重要的是，文章中谈到的个别人和单位对她人身权益的侵犯，使我感到震惊和愤慨。你这样想一想，一个女性，一方面要在台前不遗余力地去建树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还要在台后抵挡那些不知从何处射来的暗箭冷枪，这何其艰难！
　　记者 当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比较贫乏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陈旭 没错。所以现在有必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总觉得，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社会各界必须有机地配合起来。它不是单单哪个人和哪个部门的事，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譬如，现在社会上关于刘晓庆的传闻很多，有的说她倒卖黄金，有的说她被逮捕，还有的说她要出洋留学赶时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那些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他人的人应反省一下，能不能提高自己的精神情趣，不再去造谣生事；作为被攻击的人，怎样提高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胸怀大度，不受干扰；而作为法律工作者，则应考虑怎样为受害者提供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这样一来，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见成效。
　　记者 你这个见解很对，实际上就是综合治理。
　　陈旭 所以，当晓庆讲到她在“尽量顽强地保护自己”时，我便想，她是否找到了能真正保护她自己的方法了呢？无疑，唯一能从根本上保护她的权益不受侵犯的武器，只有公正的法律。她是否意识到这点了呢？当晚，我给她写了封信，总起来是这样的意思，即作为受害人，刘晓庆应该想到寻求法律的保护；而作为人民的律师，我愿意为她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记者 她回信了吗？
　　陈旭 没有。但过了半个多月，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原来，她一直在外地拍片，回京后见到那封封信，立刻跟我通了电话。我们在一块谈了一次。她说那封信写得很及时，她那时正想请律师帮她解决一些纠纷。我把这些情况向我们第二律师事务所领导汇报以后，领导很重视。出于对青年演员的爱护，所里决定收费上对刘晓庆予以优惠。这样，所里和晓庆签了合同，我便当了她的常年法律顾问。
　　记者 现在她每年要交多少钱？
　　陈旭 一年300元。这个数字是一般收费标准的1／10。相当优惠了。
　　记者 刘晓庆遇上了一些麻烦，这我也有所耳闻，你能不能详细谈谈？
　　陈旭 本来，象刘晓庆这样的名演员，为人们所关注关注，有些传闻也不奇怪。然而，有个别人和单位对待刘晓庆的许多做法，实在叫人忍不下去。譬如说，1985年，晓庆去某储蓄所存款，大约3000元。她前脚迈出储蓄所门，后脚电话便打到北影保卫科，查问刘晓庆这笔钱的来路。这不简直是在把她当窃贼对待吗？！更有甚者，香港一家报纸的记者，趁刘晓庆不在家，骗过她家的保姆，闯进她的卧室兼客厅，如入无人之境，乱拍一气，然后将照片整版地发表在报纸上。她实在实在忍无可忍了。叫你遇上这种事，你能不气吗？还有，刘晓庆曾拍过一张右手托着下巴的照片，发表后，某地一个手表厂未经她同意便擅自用来制成了广告，说什么“承蒙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厚爱，佩戴我厂生产的产的××牌手表”等等，其实那张照片上的手表很模糊，佩戴××牌手表完全是子虚乌有。某些厂家做生意真邪了门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拉大旗作虎皮。这种这种情况不止刘晓庆一人遇到，杨在葆的情况不是更惨吗？
　　再就是版权问题。某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刘晓庆的书，其中收入《我的路》一文。晓庆得悉后，从外景地拍电报给这家出版社，不同意收入此文。这家出版社在接到电报以后，无视刘晓庆的意见，继续收入、出版、发行，甚至连稿费和样书都不给她寄。前不久，我作为她的法律顾问就此事进行了反复交涉，那家出版社才给刘晓庆寄来了样书和稿费。象这种情况还有许多。
　　记者 看来，刘晓庆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请律师的，是逼上梁山。那么，你以为怎样才能避免这类事情出现呢？
　　陈旭 两个方面。一是健全和完善我们的法制，二是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现在我们许多方面没有法，结果让一些人钻了空子。出版法、版权法，甚至广告法，现在都是空白。你不能随便把别人的文章抄来就编书，把照片拿来就作广告，总得有个法来约束。另外，公民要有法律意识。随便举个例子。你去照相馆拍了张不错的照片，没多久，你从这家相馆门前走过，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你那张颇为满意的照片，已被他们放大、装框，摆进了临街的橱窗。而此时，或许你还会洋洋自得：瞧，本人的形象进了橱窗，多神气！可你丝毫没想到这是对你人身权利—具体说是肖像权—的严重侵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考虑这种问题的常见方式，根本没有权利意识，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翻开我们的法律，你会发现，我们的法律是很讲权利的。人权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里也有些人权的东西，看起来确实很花哨，但要真正做到却很难。我们的法律不仅指出了公民应遵循的社会义务，同时还赋予了公民许许多多的权利，只要你正确地行使这些权利，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大多数人的头脑里，连自己究竟有什么权利都不清楚。一方面，他在那里空喊什么要求人权，另方面，当他真正遇到侵犯自己人身权利的情况时，譬如刚才讲的照相的事，他却想：区区小事，不值得去争，算了吧。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应该当仁不让，怎么能算了呢？许多事情我们就吃亏在这“算了”上。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希望大家提高法律意识，上紧法律这根弦。过去，人们一谈到法和法律，总以为那是惩罚犯罪的，与己无关。实则不然，今天，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发达，我们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法律，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得上法庭打官司。这就象开车一样，光考虑我不撞别人不行，有时你开得好好的，他却开车撞你呢。所以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希望大家都能象刘晓庆那样，想到用法律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