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需要本土化改革_温州商学院是贵族学校?

　　只有加深市场化、产业化，引入竞争，商学院才会提高危机意识，才能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创新，从而摸索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　　近几年来，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创新经济为先导、传统产业转型的当下。可以说，盛产管理精英的中国商学院除了教授管理理论知识外，还对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并且，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已经收获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
　　但是，虽是“大路通途”，中国商学院却面临着十字路口的抉择。
　　有企业高管在微博上抱怨，“当前商学院MBA教学内容僵化死板，课程选择缺乏战略性、原创性、系统性的规划架构，创新动力不足。”
　　更有甚者，坊间一直流传着MBA学员上课的动力是，比起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企业管理者们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人脉、拓展业务和寻求合作。课程也异化成了“企业家俱乐部”。
　　当所有商学院的课程千篇一律，管理者学到的知识可以通用时，与获得良好的人脉资源相比，他们追求知识的动力就会退而求其次。
　　挑战
　　商学院教育最初起源于美国，到了1990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商学院。之后，追赶和效仿，就成了中国商学院高速增长的代表动作，中国的管理教育开始和国际接轨。在过去20多年中，走国际化道路的中国商学院，助推了中国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加速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步伐。如今，国际化却逐步陷入神话褪色的尴尬。有人提出批评，不少商学院在不断追求国际化的同时，却离中国本土市场越来越远。
　　引进具有海归背景的教师、与国际商学院联合招生、开设双语课程等，成为中国各大商学院争相选择的国际化途径。但是，当国内商学院的大量论文出现在欧美管理学期刊中的同时，中国管理界被认同的程度却并没有相应提高。
　　似乎症结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商学院身上。有媒体报道，新加坡某商学院管理者也在感叹国际化的结果是使本土商学院沦为国外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从学校走出去的学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要。
　　早前，也有中国媒体报道，大量海归变海待，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的职场文化更不能让海归认同。
　　知识经济时代里，一个人才就能引领一个产业。自2008年起，中国便开始了以吸引高端人才回国创业就业为目标的“千人计划”工程。截至2012年8月，全国已分8批共引进2793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已有众多海外领军型人才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但是，创业型的海归领军人物与本土摸爬滚打出来的领军企业家相比，还是少之又少。
　　如何让海归人才更快适应本土市场，成为本土领军人才？这要求他们在技术创新之外，还要兼顾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商学院进行思想创新的原动力。
　　更大的挑战还不仅于此。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会荣誉主席龙永图说，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一季度GDP增速8.1％，二季度降至7.5％。国际市场的萎缩，让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遇到了重大的困难；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等地区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结构调整，寻求新的增长点和新的产业，这需要时间。更深刻的原因，还有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改革红利消失，体制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出现。
　　靠疯狂投资拉动的规模化盛宴，在成本高企的当下已经退席。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路线奔跑，结果只能是跌入悬崖。转型，更多地要靠注重细节、精耕细作，有些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在公司战略、业绩目标、管理能力甚至企业文化方面做出改变。
　　当企业从重市场、重规模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后，它的生产组织方式、人员管理、投融资、转型战略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也让企业越来越渴求从中国商学院这个平台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以学院派师资为主的中国商学院，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迎合这种转型的趋势。他们要带着不断变革的思想去迎接这些挑战。
　　改革
　　不久前，就在马奈草地商学院评选活动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长魏加宁做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深刻揭示了商学院发展与宏观经济现状的紧密性，并建议商学院开设“改革”课程。
　　这是否能让中国商学院价值体系找到新的研究方向，还不得而知，但众多业界专家的呼声却不绝于耳，改革的警钟也在震荡着中国商学院治理者的神经。
　　深陷危机，才能有壮士扼腕、做出改革转型的决心。
　　在西方经济风雨飘摇的今天，中国商学院是继续尊崇西方文化价值体系，还是与本土元素相结合，找到本土制胜的管理思想？可以肯定的是，后者才是转型时代的生存法则，也是唯一出路。
　　关注商学院的个性化，势必要形成自己的独特性，才能拥有不可替代性，才能提升商学院的授课价值。
　　在这一点上，美国商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全球商学院排名中，美国商学院占据了半壁江山。除了优秀的师资外，每个商学院自身拥有的独特的价值优势，也成为全球各地学员不远万里前去就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哈佛商学院坚持案例教学，以培养有责任感、有道德的一流管理人才为己任。有数据称，在美国500家最大公司里担任最高职位的经理中，有1／5毕业于这所学院。而斯坦福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敢于创新、坚持原则、善于洞察的改造世界的领袖。它强调开创新科技新企业的“小企业精神”，以培养新一代小企业家为主要目标。
　　目标的导向不同，商学院就会在各自的教学战略、教学内容上精深钻研。反观中国，似乎每个商学院都没有对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教学侧重有一个明确的细分。专攻某个行业领域的商学院也是少之又少，即使有，背后也有国外商学院的影子。
　　有学者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商学院必须重新考虑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问题。”
　　这也说明，表面的个性化、单单确定自己的教学优势还不够。这还摆脱不掉为提高企业利润而教授管理课程的氤氲。还需要再拔高。
　　课程改革还要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从中国本土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呼吁企业遵从积极健康的商业文明。
　　适应不是目标，积蓄改革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改革良性循环，从而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才是中国商学院改革的根本动力。
　　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这样做的结果也会形成中国商学院良好的社会生态。
　　从细节着手，商学院还要注重优秀师资建设，为改革奠定强有力的支撑。
　　不时有学者指出，中国商学院客观上需要有一批既有学历、职称，同时又具备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职业人才到课堂上为学生传道授业，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却极为稀有。这也对中国商学院的发展构成了障碍。在现有高校教师选拔的机制下所甄选的商学院教授大都拥有博士学位，但是管理经验不足或者几乎没有。对此，一些商学院开始邀请企业家担任商学院的特聘教授、兼职教授等，以此来弥补商学院教授的不足。业内人士认为，商学院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商企互动，寻找兼备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师资。
　　此外，如何为改革加上一个助推器？
　　不如邀请民间力量参与到这个教育细分产业中。只有加深市场化、产业化，引入竞争，商学院才会提高危机意识，才能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创新，从而摸索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