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眼中的黎澍老入_黎澍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你们在一起的一些经历，都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素材，只要尊重事实，写出来，其实也是对黎老的一种纪念。”他的话触动了我。是的，我何曾不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可是迟迟不敢下笔。黎澍在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哲学界都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很多观点，预见性都是超前的；他对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执著的，是不顾一切的!作为一名司机，我当初不知道他的观点到底对与否，就是在今后很长时间里我也可能还是搞不懂。但是凭借着我和他的长期接触，内心深有体会地知道，黎老总是孜孜不倦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思想深邃，嫉恶如仇，勇于客观公正地指出不良现象，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抛开深层次的评判和理论上的探讨，我将我知道的黎老的一些故事，原原本本地回忆出来，既表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也给大家一份原汁原味的资料。
　　到黎老身边工作之前，我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开救护车。有一天我告诉大姐：“如果有机会，给我往机关调调，我想到机关开车。”没想到大姐夫把我的话当回事了，过了半个月的光景，大姐对我讲：“你姐夫已经跟社会科学杂志社办公室主任讲好了，你有可能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给一个历史学家开车。”问我驾驶技术有没有问题。那年我刚二十四五岁，有在军区敌后侦察大队当过侦察兵，摸过各种车辆的经历。复员后正式在北京市急救站开了两年多的救护车，参加过“北京站大爆炸”、“天安门姚锦云开车撞人事件”等的抢救工作，自认为心理素质、反应能力还可以。再加上我曾经在坦克一师宣传队唱过歌，接触过的首长也不少，心想以我这样的条件给一个副部级的老头儿开车，肯定不会有太多问题吧!可我姐夫和杂志社办公室的雷主任还是不放心，非要让我开车带他们兜了一圈，看到我的开车技术才肯放心。原来还说车上要放一碗水，不过后来没有放。当时我在想，这个老头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像国宝一样的?后来说到此事，我姐夫说那就是国宝。
　　从急救站调到杂志社，一开始并没有让我给黎澍开车，我也一直没见到他。平日里开车跑一跑印刷厂、院部、银行啥的，尽是一些机关内部的琐事。大约在1984年底，黎澍用车的任务就由我来担任了。黎澍家住在木樨地24号部长楼，楼上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对门住着钱伟长。第一次见到黎澍是司机班班长带着去的。印象中，黎澍是个70多岁的黑胖老头，个子矮小，头发已经很少了，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但也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的感觉。一开始老头儿谈话极少，两片嘴唇在我印象中似乎总是闭着的。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他用车的通知写在黑板上或电话传来之后，我便按他的要求把车开到他家楼下，也不用上楼通知，他时间掌握得很准。他上车，我开车，就像大多数专车司机对待首长那样。可是我们之间还多了一层，因为他是走“背”字的人，他严肃有余，我谨小慎微，我们好像相互都在试探。
　　在部队我就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遇到黎澍这个级别的，更不能随便胡乱问什么。我的职责就是把车开好，让他感到方便、安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黎老的话逐渐多了起来，看得出，他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聊一些家常，主要是我的一些经历。当然，很多事也不可能一次讲给黎老听，而是在行车中，休息时，断断续续讲给他听的。当他知道我大姐夫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后，我们的关系和信任度明显地又拉近一步。他几次要我多讲讲我的经历和一些见闻，看到他喜欢听，我的话也就多起来，当然不能胡讲。
　　黎老很少讲自己的事，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但是通过很多途径包括和各种人的闲聊中，我也能了解到他是一位资历非常老、学问十分了不得，性格异常倔强的人，是一位值得尊敬、要加以爱护的老人。他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3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观察日报》总编辑；以后又任上海《文萃》和香港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又在新闻总署、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以后又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任总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他编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等书籍。大量的著述已把他定格在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位置上了。黎老的夫人徐滨老师也是一位资历老、为人谦逊的好人。当年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苏联专家组总顾问的翻译，说话办事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我慢慢就明白了为何杂志社的雷主任和我姐夫让我试车时的谨慎小心和对我的千叮咛万嘱咐了。
　　黎老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全国政协开会时，我有时会送他到京丰宾馆去见陈白尘，去全国政协礼堂看电影，去民盟、群言杂志社，有时拉上两位老人去医院看病，去农展馆买点农副产品。黎老的老朋友多，许多都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著名人士。比如我后来经常开车送他去拜访的钱钟书、夏衍、于光远、廖沫沙、周扬等；还有不用车就可以常来往的李锐、李普；他还多次说起田家英、乔冠华等人。
　　其中还有一个现象，像黎老这样大年纪的人，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朋友离世。我看得出，大凡转给他讣告的，他都要去送行。所以我没少拉着他去八宝山。当然，送别的人们中有真送的，也有例行公事的，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可黎老送人总是心情沉重。他的心脏不好，我曾劝他最好少参加几次那样悲痛场面的活动。可他讲：“要来，要来，这是对生者的安慰。”以后我也不再劝了。老头儿有时爱激动，徐老师也劝不住，记得有几次到北师大等院校讲演“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时，出门前徐老师叮嘱我：“看情况不好，就把他拉回来!”果然，有一天晚上，在辩论中几个青年学生，所谓的初生牛犊，向黎老发起提问，而且口气像打架一样，这回老头儿真动怒了。我记得当时黎老几次讲话都被个别学生粗暴打断，黎老很激动地讲：“你们最好要首先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是哪个国家的人，‘创造’一词在德文中是什么意思……”我赶紧叫过主持会议的学生干部，告诉他：你要告诉你们的学生，学术讨论不能跟打架一样，这不是“*****”开批斗会。老先生心脏不好，再这样下去，我马上拉他走!学生干部向我道歉，最后我怕出事，还是请他们提前结束辩论，送黎老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