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林纾不会外文怎么翻译

　　150多年前，一个因家境贫寒被迫寄养在外祖母家的5岁小男孩儿，在跟随外祖母上街的时候，被私塾里传来的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不自觉的来到私塾的窗外，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仔细聆听，并跟着一起小声朗读，全情投入，连外面瓢泼大雨的声音都浑然不觉。私塾先生被他这种嗜学精神所深深感动，便让他做了私塾里惟一的免费的旁听生。也正是从那天开始，书便成为了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这个男孩儿就是后来对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中国文学巨擘都产生深远影响的“译界之王”——林纾。
　　在不幸的童年中与书结缘
　　林纾出生于福州一个小商人家里，他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第十二年，那个时候神州破碎，山河凋零，而这也似乎预示了林纾注定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林纾5岁时，父亲因为贩盐破产，为求生计，全家远渡台湾，他也被迫寄养在外祖母家。不过，林纾的外祖母知书明理，教导林纾识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林纾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也正因此，林纾才有机会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对于书如痴如狂的一生。他的舅父见他热爱学习，尤其喜欢读书，便赠与了他一本《康熙字典》，这让林纾欣喜不已，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时常翻阅。他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口棺材，他在画旁书写了自己铭记并且践行了一生的座右铭“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将那幅画挂在床头，时时刻刻提醒并且勉励着自己。他对于书的痴爱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生命。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11岁的时候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从13岁到20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2000余卷。31岁的林纾结识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来林纾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七上春官，梦碎会试
　　童年的不幸以及家境的贫寒，让林纾自小便遭受周围人的欺凌，同时也让他目睹了太多的人世的不公，对此林纾表现出来的对世态炎凉的蔑视，使他的身上带有一丝狂气，再加上那时的他时时佩剑出行，状若游侠，被乡人视为“狂生”。也许正是他的这种“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的狂气，让27岁的林纾一直未能考取秀才。
　　19岁完婚的林纾，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成家的喜悦，就在婚后的第二年遭受了一连串的不幸，先是父亲去世，接着是祖父母的相继离世。亲人的相继离开，给了林纾太多悲痛和无法承受的凄凉。但是，上天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林纾最为艰难的时刻，他的岳父刘有菜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并且引导了他今后的方向，他的岳父成为了对他影响最深的人。岳父一直鼓励嗜书如命的林纾刻苦读书，林纾每每到岳父家，岳父就会拿出《呻吟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每次林纾参加童子试都必有岳父陪同。岳父的这种鞭策式的教育对林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妖梁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在28岁这一年正式入县私塾读书，多年读书所积累的底蕴，让林纾厚积薄发，两年后，三十而立的林纾，终于不负期望，成为了江南赫赫有名的壬午科举人。1882年，“文魁”的牌匾悬挂在林纾福州莲塘旧宅的门口，林纾也由此成为了全族人的骄傲。这次中举也成为了林纾人生中第一次转折。
　　命运的这次眷顾，让林纾的命运产生了逆转，他由此进入了仕流，结交上层仕族；也让他进入了文学圈，结识了后来对他有很大帮助的魏翰、王寿昌，在福建文坛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小受尽世人白眼的林纾，终于走出了矮屋陋巷，将要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次飞跃。
　　迟来的著译生涯
　　进入不惑之年的林纾，除了教书、作画、书文，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开启了他迟来的著译生涯。当时林纾的母亲刚刚去世，接踵而至的是妻子的病故。为了帮助林纾走出消极的困境，他的好友魏翰、王寿昌等人极力邀请他一同译书。林纾在再三推脱无果的情况下，只得接受了这一请求。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他的无心插柳，成就了一片柳威荫。他的译作如此畅销却是他从未想过的事。当时，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了国人相当的认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年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还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他不谙外文，但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的《撤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些著作和译著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翻译的小说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自有其独到之处。林纾翻译的作品译笔流畅，虽是经过友人口译传述却能够保持原著风貌，文字优美。周作人曾说：“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林纾性情急躁，思想属保守派，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胡适等人意见相左。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还写过白话诗，他只是反对尽废古文。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不过，胡适对林纾的成绩仍有正面的评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亚瑟·威利评论说：“狄更斯……所有过度的经营、过分的夸张和不自禁的饶舌，(在林译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过被简洁的文体改变了。狄更斯由于过度繁冗所损坏的每一地方，林纾都从容地、适当地补救过来。”另外，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林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林纾所译全部为古文，他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部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一个少年入仕为官，报效国家的梦想，政界也因此少了一个抑郁不得志的官场小吏，但文坛上却多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大家。如今，他曾读过的残烂古书早已尘封历史，而他一生留下的文字却似鲜活的生命传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