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形式主义与神秘主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查

　　［文章导读］随着中国对世界格局日益深度的嵌入，我们这一古老的政治文明体究竟将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开始引起中国精英的关注与思索。但目前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或囿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专业领域，或割裂国内问题与国际大势之关联。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主办的《大观》丛刊则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丛刊基于以下理念：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一种基于自身现状的世界主义建构之上。该刊集合了多个相关领域的学者，其中尤有多位年轻新锐，其成果令人瞩目。为此，本刊特邀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和《大观》杂志编委施展就“中国的外交哲学”展开对谈。
　　建国初期双重外交格局的生成
　　施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日益复杂。近则周边，远则中东，外交上屡屡进退失据，引发国内外众多议论。当然，用一般的是非输赢标准衡量国际政治得失是幼稚的，但外交做得如此里外不讨好，一定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促使我们应对中国的外交哲学进行反思。
　　于向东：今天的外交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逐渐生成的。这个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的成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当然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要反思和讨论今天的中国外交，需要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即重新回顾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在1949年后很短暂的时间内，毛泽东做出外交“一边倒”的决定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就被确定了。这个时代可称之为“革命外交时代”：那时我们有两层外交，一层是“内”外交，一层是“外”外交。前者指的是中国与苏联、朝鲜、越南、东欧各国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这是一种特别的外交关系。后者指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外交。
　　“内”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特殊的整体利益。在社会主义阵营联盟当中，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出让了国家的主权，以服从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目标。这是“内外交”的特性或本质。
　　施展：它服从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目标，在该目标统摄下，“内”外交有一个明显的核心存在，几乎所有兄弟国家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制定自己的方针。这与“外”外交的多中心主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于向东：它有着以苏联党为中心的、完全结构化的联盟权利体系。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知识很贫乏，与苏联相比完全处在下风，因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基本服从于苏联的革命战略。在这个战略目标制约下，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带有“同盟者”或“兄弟”的关系。尽管中国也有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但首先需服从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从毛泽东到各级政府，再到民间外交皆是如此。
　　施展：中国在“内”外交的盟主这个问题上的考量，随着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更迭，也发生变化。
　　于向东：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吃不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民族主义追求现代化强国的努力发动中国革命。中国刚刚加入阵营的时候，中苏双方还缺乏根本的信任。根本信任的建立，不仅需要口头上一致的理念，还得有基本相称的知识水平，以能够深刻理解彼此的观念结构和利益。就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知识水平而言，刚建国的中共还是很差强人意的。双方只好刻意遮蔽此种不和谐。1956年以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时，毛一开始并未在意识形态上挑起论战，却首先诉诸于民族主义。其实毛并非不想在意识形态上发难，但彼时我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准备工作还不足，还在学习。到了60年代初期，写中苏论战“九评”时，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就初具雏形了。50年代还达不到可以进行理论争论的水平，那时全党都在抓紧学习苏联教科书。最高领导人本人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时候，毛泽东开始将两党的关系切换成两国的关系来处理，以所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诉求，开始挑战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盟主地位，从而使得“内”外交陷入危机状态。“九评”之后，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苏联也被迫开始回到民族国家意义上处理中苏关系：抛弃掉所谓兄弟关系，施加各种外交压力。这正好是一种可能唤起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处理方法，于是中方也抛出了“撤走专家”、“陈兵百万”、“逼债”等渲染表述，使得苏联在60年代初期被描摹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施展：“九评”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正常国家的外交争端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挑战与争论只在阵营争盟主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正常的外交格局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正好是“内”外交的特征，党的关系与国的关系边界含混。结果当毛不谈党的关系而是诉诸国家民族利益，来拒斥如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议题时，苏联人也就晕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60年代初，“内”外交向国家间外交的转换还不明显，但是毛个人开始有些新的考虑。
　　于向东：是的，某种渴望在毛泽东的心中开始生成了。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相当乐观，这来自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某种乐观估计，随后就是“大跃进”。经济形势一片向好的面相使得毛开始有一定把握认为他可以取得某种准盟主的地位，于是便试图寻找令苏联人让出一些盟主权力的办法，他在阵营内部试探了几次，却发现东欧国家比苏联还要傲慢，结果很失望。他也曾在金日成和胡志明身上做过努力，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处在国际格局的枢纽位置上，这种枢纽位置必须获得苏联支持，中国那时尚无法支撑一个外交枢纽关系。
　　在“内”外交当中找不到办法，毛泽东就把眼光投射到社会主义联盟之外的国家，他便开始频繁接见来自于亚非拉国家的人：各色的妇女代表、工人代表、作家、左翼运动领袖，“外”外交开始出现。
　　在转向“外”外交时，毛找到了一种可以支持他谋取盟主地位的“新”列宁主义。这是不同于苏联的一个整体战略。这符合毛泽东一直以来的思维特征：大格局。虽然他主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但他未必多么热衷于民族主义外交，只是他要挑战对方的时候，手上只有这样一个工具。而到了60年代初，在毛泽东看到了那种新的大战略的格局时，他在理论上也想通了。
　　施展：这可解读成为毛改变“内”外交的边疆以及“内”外交整个阵营的内在结构的努力：“反帝”实际上可以构成世界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西欧为何没有发生连锁革命的解释就是：西方可以用从东方剥削来的财富收买本国无产者，从而软化其革命意志。所以必须先把东方解放出来，才会有世界革命的完成。毛泽东顺着这一思路，指出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可构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需由中国领导。一旦把这个部分真的发动起来， “内”外交内部的力量配比以及“内”外交的边疆结构也就不同了。之前朝鲜和越南可以构成枢纽，但此时由于边疆结构变了，那么它的枢纽位置也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