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脏钱”时代】告别时代

　　环保不再是可以屏蔽掉的外部成本　　洛伊斯·吉布斯是位普通的美国妇女，也是位不普通的母亲。她的儿子麦可患有肝病、癫痫、哮喘和免疫系统紊乱症，吉布斯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残酷，让5岁的孩子患有这么多病症。直到1978年，她才偶然从报纸得知，自己所居住的拉夫运河小区曾经是个化学废物填埋场。
　　从1942年—1953年之间，仅胡克化学公司就在废弃的运河中填埋了21800吨化学废物，后来它又将该场址以一美元售与尼亚加拉瀑布学校董事会，契约有一项免责条款，免除胡克化学公司因废弃物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不久，运河上建造了学校，周围成为居民区。吉布斯和邻居们居住于此，他们并不知道，贮存于地下的一桶桶化学废物开始侵蚀容器，渗入土壤。
　　为了验证是不是化学废物伤害了孩子，吉布斯敲开了邻居的门，才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幸，妇女流产率高达50％—70％，先天缺陷婴儿比率为56％。孩子们普遍患有癫痫、神经分裂症、儿童多动症，以及肾脏和膀胱病变。在吉布斯影响下，居民们意识到自己原来居住在魔鬼的洞窟，他们走上大街，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吉布斯成立了拉夫运河业主协会，她自任协会主席。协会扣留了美国环保署代表作为人质，要求白宫承诺解决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如日中天，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游戏规则并未明确，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环境问题，酸性矿物排放、核电站污染、船舶倒出的垃圾以及油轮泄漏把关国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国家”。民众对政府保护环境的能力和意愿都产生怀疑，他们掀起环境保护运动浪潮，要求国家制定强有力的法律。1970—1980年代，美国进行了大规模国内环境立法，而拉夫运河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划时代的《综合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法》(即《超级基金法》)出台，政府创立“超级备用金”，这也是联邦资金首次用于清理泄漏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美国环境立法经历了由上至下到由下至上、以国家为主到以公众为主的过程。经过一次次与大公司和政府较量，公众发现，如果希望较彻底解决环境隐患，首先需要有诉求一致的团体，再次需要有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然后需要有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最终才能通过国家立法活动达成目的。
　　环保对中国企业而言，曾经是可以屏蔽掉的外部成本，然而最近十年来，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逼近临界点，成为最容易激化矛盾的敏感区域之一，它已是无法忽略的内部成本。从厦门、大连的PX事件，到广州垃圾焚烧厂事件，乃至最近的什邡事件，经民众抗议，项目无不或停建或缓建，项目背后的公司也遭遇千夫所指。
　　然而企业渗败，公众也往往“惨胜”。经历冲突对抗、沟通对话和问题解决三部曲之后，不难发现总缺一个序曲，即项目之前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也缺一个尾声，即难以从一次次教训中，推导出更完备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方案。最常见的解释恰如宏达公司所发的公告：“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造成了群众对该项目的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美国镀金时代，工业资本家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商业伦理拷问：拥有财富之人的道德责任以及那些没有足够财富之人的权利分别是什么?不过仅仅靠企业家自觉，并不总能得到理想答案，因此就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当商业利益与公共生活发生冲突时，政府应当发挥何种作用?这个问题在今日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