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系 知识分子与政治

　　摘 要：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的各方面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本文以美国作家爱德华·W.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为理论，讨论在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年代，陈独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在政治风潮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对真理孜孜以求。
　　关键词：陈独秀 ；知识分子 ；政治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美国作家爱德华·W.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是一本讨论知识分子的名作，观点敏锐深刻，对近现代知识分子提出“普遍观念”和很高的要求。经历或者说领导了中国近代最深刻变动时期的陈独秀，用自己的一生展现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以独特的方式和风骨参与政治。拂去历史的尘埃，他如一颗明珠感动和照耀着当时及现在的人们。
　　一、“为人所听闻”
　　首先，知识分子“该为人所听闻”， “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
　　陈独秀在科举依然盛行的年代，冲破传统，探求新知，进行思想启蒙和解放。从骨子里来说，他是个书生，是个文人，可他从没想过局限于教授的职业。1917年，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通过《新青年》宣传新思想，却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被解除职位；大革命失败，被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中心后，他在郁闷中依然不断关心革命发展，即使他的信“被人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四次被捕入狱，想尽办法关心时局；出狱后尽管贫病交加，他拒绝了外国友人邀他去国外任教的好意，一直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思考担忧。
　　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你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
　　二、陈独秀与政党
　　在政治生活中，在与政党的分合恩怨中，陈独秀秉持的不是宗派观念，而是是非对错、国家大局。参与政治就意味着面对艰难诱惑时做出选择，“不是坚持就是背叛”“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
　　陈独秀一生主要跟三个政党有重要的关系。
　　（一）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
　　1920年，陈独秀与李大钊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成为替罪羊，不明不白地离开了职位。自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舞台。
　　1928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要求陈独秀参加，陈表示，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没有让他参加，也没有让他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到莫斯科也只有挨骂。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煽动或阻挠别人，反而极力鼓励其他人前往。
　　1937年，出狱后的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共靠拢，但对中共提出的“对托派分子的原则”表示“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不久以后王明等人污蔑陈独秀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这让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二）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中央抛弃的陈独秀，在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那里找到了安慰。1929年，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托派组织成立，1931年，中国托派组织在陈独秀的呼吁下统一，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叛变、自首、逮捕、不告而别，托派差不多散伙了，陈独秀也在1932年被捕入狱。“一·二八”事变后，陈独秀主张在民族危机面前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与托派领导刘仁静产生分歧，遭到托派的排挤和打击。陈批判托派“宗教的做法”，“坐在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
　　其实陈独秀始终没有全盘接受托派理论，他与托洛茨基是有很多分歧的，托派思想在陈独秀最黯淡的日子里出现，更多的是带给他精神的安慰。陈独秀逐渐看清中国托派的不成熟和严重错误，他通过托洛茨基主义实现革命抱负的理想一步步破产。但从始至终，他在情感上与托派却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陈独秀与中国国民党
　　除了早期追随孙中山革命大潮，陈独秀与中国国民党可以说大部分处于对抗之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陈独秀两个从事共产事业的儿子。
　　1932年，从事托派事业的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开庭审理中，陈独秀态度自若，巧妙应答，四千余字的《辩诉状》措辞犀利，文采斐然，他被共产党逐出组织，被国民党当作“共党要犯”，却为中国共产党辩护，宣传共产主义，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和对日不抵抗的卖国行径，对强加于己的“叛国”“危害民国”的指控给予了猛烈还击，拒绝了好友章士钊违背自己政治立场的好意辩护，展现了革命家的大义凛然，让国民党审判长胡善称狼狈不堪。1934年，国民党政府判处陈独秀八年徒刑。抗战爆发后，局势危急，国民党要求陈独秀写“悔过书”，陈大怒：“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最终国民政府自找台阶，释放了陈独秀。
　　出狱后的陈独秀，居无定所，疾病缠身，面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却丝毫不动心，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仍不忘爱国、革命，把自身利益抛之脑后。
　　三、追求与成败
　　萨义德引用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稀有罕见”，“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陈独秀不是某种主义的传声筒，他用自己的头脑不断思考着周围出现的种种声音，用心中的标准做出判断，知识分子不是政府的终身批判者，但是他们时刻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让别人带着走。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陈独秀感兴趣的不是物质利益，付出的也不是常人的艰辛。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他不在乎困窘和疾病，拒绝高官厚禄，追求的是“非物质方面的利益”，为此“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
　　国人以成败论英雄，尤重世俗的权力和财富，以此衡量，陈独秀怕是一事无成的失败者了。殊不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风骨铮铮的知识分子为当时、为后人留下的是支撑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人心中不可泯灭的良知，是为了真理不惜一切的无私和勇敢。陈独秀的观点不能说全都正确，作为一位革命家，也不能说是多么成功，但他不满于中国，却又竭尽所能为国家斗争，东奔西走，终其一生；他对权势毫不妥协，是非分明，不挟私报复，光明磊落，在国民党法庭上的辩诉让人不由地想起几千年前雅典法庭上伟大的苏格拉底，他们 “为自己的信念发言”，据理力争，毫不畏惧。“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留给后人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
　　“终身反对派”看似无奈之举，不能被太多的世俗情感所羁绊，要在利益的撕扯中洁身自好，要忍受着不被全世界见容的孤寂，却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唯一的选择，令人钦佩的选择，是在政治风潮中，人们对陈独秀最高的赞扬。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狂风骤雨中的坚持，是他们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祝彦.晚年陈独秀（1927—194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
　　[2]、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9
　　[3]、（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徳兴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2007.6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