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先锋手游【古典与先锋：抉择的诱惑】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攻破的时候，辉煌了千年的传统绘画不再独一无二。当我们的物质文明逐渐开始向西方靠近的时候，精神文明也亟须更新换代，而此时在万里之外的巴黎，古典与现代交织，艺术之波风起云涌，吸引了许多东方青年的目光。他们先后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而究竟是该投身古典派的重镇，还是现代派的怀抱，他们在旅途中反复思考。
　　西潮清风来袭
　　民国初年，无论是雾气氤氲的“米氏云山”，还是“逸笔草草”的写意山水，都随着时代逐渐归于沉寂，很多人不再钟情于太久都没有新意甚至陷入死胡同的传统绘画。西风的酷烈、民族危亡的紧迫让新一代的艺术青年在表达上更需要能够振衰起敝，驱散中华民族身上的沉沉暮气，勃发出“少年中国”的英气。
　　要让传统绘画勃发英气显然不太容易，只有引得源头活水进来，才有希望冲刷掉历史的积垢，开创出一片新的天空。就在这时，西方绘画注重线条与色彩的单纯美，刮来了一股“小清新”之风，其审美中的唯心倾向又与东方的传统趣味接近，既能延续传统又没有“土鳖”气质，于是乎引起了甲午之后以谈论西学为尚的艺术青年们的浓厚兴趣。
　　仅引起兴趣当然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加强烈的刺激。1917年，“刺激”不期而至，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风潮如洪水滔滔，冲垮了传统文化的藩篱。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登高一呼，大喊要“革王画的命”，将传统文人陶冶性情和供帝王个人赏析的传统绘画一变而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美育”，并在北大设立“画法研究会”践行起来。与蔡元培相呼应，社会上的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苏州美术会等美术社团也纷纷登场，他们组织写生、办画展、发行美术刊物，将现代美术观念传播到青年群体中去了。
　　在观念传播的过程中，曾经留学东洋的高剑父、李叔同、陈师曾等人将东西技法结合的探索之举，震撼青年们心灵的同时，也给他们示范了中国绘画的出路。但毕竟东洋只是西洋的中转站，或多或少失去了原汁原味，到西洋绘画的源头一探究竟就成了一些青年的心愿。而蔡元培和李石曾此前宣传赴法勤工俭学，对法国的文化艺术自然也曾深入介绍，在青年们的头脑中留下了烙印。当这些艺术青年们产生了留学想法的时候，彼时的烙印即有了感应，于是，他们背上画笔和画板，朝着心目中的艺术之都巴黎扬帆而去。
　　艺术流派交响曲
　　此时的法国，艺术洪波汹涌澎湃。
　　1874年，由30多位青年组成的“画家、雕刻家、版画家无名协会”正在巴黎的纳达尔照相馆展销。莫奈的《印象·日出》、雷诺阿的《包厢》、德加的《舞女》、塞尚的《黑色座钟》等画作如一场洪水，冲进了古典学院派把持的艺术世界，少见的色彩和怪诞的形状震得公众目瞪口呆，太过“先锋”的画作未能赢得观者的心，结果一幅也没能卖出去。当时，《喧哗》周刊的记者勒鲁瓦借莫奈的画题咒骂了一通，并将这群“乌合之众”讥讽为“印象主义”。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头衔”的青年们仍坚持着展览、创作、探索，他们感知着光和影的变化，他们打破了写生与创作的界限，打破了文艺复兴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再现性美术传统，他们不想做照相机，他们努力去把刹那的景象定格为永恒。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当人们刚刚开始习惯了印象主义的“怪咖”们，却不期然遇到了另一股洪流。1905年，在巴黎的秋季沙龙展览上，以马蒂斯为首的一批前卫画家们以粗犷的题材、高纯度的色块，释放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他们的作品又集中在一个展室中，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就在这“魔幻”世界中，一尊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小铜像赫然独立，《吉尔·布拉斯》杂志记者路易·沃塞尔大受刺激，惊呼：“看！野兽笼里的多纳泰罗（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就这样，“野兽派”的大名莫名其妙地诞生了。
　　又过了两年，布拉克、毕加索带领着一群年轻艺术家闯入了卡恩韦勒画廊。《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记者L.活塞列斯在随后的杂志评论中说：“布拉克先生将每件事物都还原了……成为了立方体。”“立体主义”由此得名。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继承了印象主义大师塞尚对光影的探索，他们又各有所长，用色彩、用线条、用几何形态完成了对大师的超越，让记者们脱口而出的调侃成了他们的旗帜，在20世纪的艺术天空中飘扬。
　　一战后，反战情绪的涌起和虚无主义的流行让达达主义迅速崛起，随后在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影响下主张“精神革命”的超现实主义登上舞台。此外，俄尔普斯主义、纯粹主义、巴黎派等各种炫目的绘画派别风起云涌，它们虽然寿命有长有短、影响范围有大有小，但是追求艺术的探索精神却共同根植于巴黎这片沃土，并在这里创造了一曲宏大的艺术交响曲，令世界瞩目。
　　而与此同时，新兴的艺术派别们炮轰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学院派绘画传统虽然有所衰落，但仰仗着长久以来的传统惯性，仍有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以来，随着自由、平等、博爱思潮的兴起，摒弃传统学院派浮华媚俗风气、主张临摹自然的新古典主义学院派崛起，他们宣扬英雄主义情结，并将工业文明和科学精神融入其人道主义的理想之中，将最深刻的时代精神通过绘画表现出来。与那些前卫的艺术派别处处碰壁，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展览里“野战”相比，学院派可以说是“正规军”，不仅拥有堂皇的展出机构，而且拥有作为人才大本营的巴黎美术学院。这所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国立美术机构，20世纪初成了世界美术学生心中的圣地，稚嫩的学子们漂洋过海而来，在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中熏陶着自己。
　　巴黎美院“朝圣”
　　究竟是该进入窗明几净的高校课堂，还是游走于被称为“一群伟大的疯子”的现代派艺术家中间，这对留学生来说是个重要的抉择。然而，正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学生心目中的追求也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也如同溪流，各自流入了各自心仪的航道中。
　　在来巴黎的140多名中国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选择了心目中的圣地、学院派的大本营—巴黎美术学院，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等人。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除了可以在这里接受系统而完备的绘画指导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现代派画家们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生活作风，让来自礼仪之邦的人很难接受。当然，更加现实的原因是现代派画家自己都生活艰难，更加无力给学生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