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的危机】日常生活的英语翻译

　　自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将‘文学终结’的观念抛出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关文学终结、文学危机的话题不断地被涉及、讨论。米勒的出发点在于，新兴技术手段的不断应用，必然会对文学的存在样态产生冲击，在其《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他首先引用了德里达的观点，德里达指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以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德里达的这种看法中，他引申出自己有关“文学终结”的观点，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米勒的观点从各个方面引起了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文学终结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的发展空间正被影视、网络等各种新兴传媒所挤压，特别是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everyday life)进程的加快，文学的危机也越来越明显。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
　　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将美的标准引入到日常生活领域，并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改造。中国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主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来源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而这其中，有两种理论资源更常被提及：其一是英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Featherstone)在其1991年出版的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从三种意义上来理解：首先是艺术的亚文化，即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先锋派、波普艺术等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尝试，其表现形式在于一方面艺术是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挑战，渴望消解艺术的灵气及艺术的神圣光环，另一方面是将艺术作宽泛化理解，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其次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比如王尔德、摩尔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以及理查德-罗蒂等人的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对新品位、新感觉的追求以及探索越来越多的生活可能性等；第三则是充斥于当代生活中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而这一点正是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另外一个理论资源是德国学者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Undoing Aesthetics》(中译为《重构美学》)中的理论，按照韦尔施的说法，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是浅表层面的审美化，即“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这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美容、家庭及购物广场的装饰、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可以找到佐证；其次是深层次的审美化，这是一种不太容易被人发觉的审美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经济策略的审美化(广告等符号价值的凸显)、新材料技术带来的生产过程的变化、新兴媒体对社会现实的虚拟和建构，以及人们在哲学观念上的变化或者说“认识论”的审美化(即，认识到现实世界是“建构”或“解释”出来的而不是由“客观事实”构成)等。
　　事实上，无论是费瑟斯通还是韦尔施的解释，其立论的基础都在于西方社会“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化工业”的再生产，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与发展。“消费文化”所强调的是产品的“抽象的交换价僧”(也即“记号价值”)以及娱乐特征，而“文化工业”则强调产品“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大众传媒将前两者的效果在时空中进行了放大。在这样一种文化、生产模式及媒介的影响之下，艺术产品也就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哪怕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事物，都可以被归于艺术的名号之下，从而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实在，这实际上消解了康德所谓的“审美无功利”理论。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生活进入了一种“超现实的状态”，他说：“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是今天的现实本身。超现实主义的秘密，是最平庸的现实可能会变成超现实的，但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才与艺术和想象相联系。……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已为现实的审美光晕所笼罩。”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已经看到了心灵慰藉幻觉的终结，理论的视野及其深度一样如同现实一样被掏空了，实在与影像之间的矛盾消解了”。
　　尽管“日常生活审美化”建基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之中，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物质财富积累的增多、社会开放度的提高以及新兴传媒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也分明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符号与图像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肌理中”。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中，“审美与艺术活动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利……它借助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普及，‘民主化’了，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从当今的城市广场、街心公园、购物中心、美容美发中心、广告、时装等可略窥一斑，审美的策略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另一个方面看，审美方式也呈现出向日常生活转变的姿态，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传统边界正不断受到挑战，艺术活动的场所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高雅艺术场馆，而是向大众日常生活的空间靠拢，比如，传统的高雅音乐不再仅仅是在音乐厅被演奏的对象，而是成了商业广告的配乐。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文学表达
　　具体到文学领域，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策略的攻势下，文学与市场、与传媒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学活动具有了消费属性，市场机制的主宰和商业原则的凸现成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基础，同时，迅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和各类新兴媒介技术也使文学作品被大批量复制，快速传播、流行，文学作品也正与影视、游戏等结成紧密同盟。这种态势正逐渐从语言、题材、价值旨趣等多方面重新塑造着文学，其主要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文学语言呈现出大众日常语言狂欢式的、平庸的格调。王一川在评价1949年以来的文学语言变迁时，认为这一过程由四种形态构成：大众群言(1949年－1977年)、精英独自(1978年－1984年)、奇语喧哗(1985－1995年)和多语混成(1996年至今)。而这四种形态构成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轨迹，即“俗化——雅化——(包含雅俗统合在内的)多元化——碎片拼贴”的过程。对于这种“多语混成”、“拼贴”，王一川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特定文学文本综合地运用多种彼此不同的语言碎片，既综合了小说、诗歌、散文、相声和剧本等不同文学的文类语言，也汇聚了日记、口号、广告和法律文书等非文学的文类语言；既有独白体、对话体和杂语体，也有书面语、口语、方言、流行语和外来语等。总之，文学与非文学、叙述与抒情、独白与对话、独自与杂语、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流行语、现实型和浪漫型等等不同语言在此聚集。”他的这种判定非常适用于解释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中通俗、反讽、戏谑并存的大众狂欢式的文学语言。以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为例，主人公张大民的语言完全是老北京市民的日常语言，在一个经典场景中，这种口语得到了一个大爆发。张大民的妻子李云芳的前技术员男友从美国回来后，偷偷塞给李云芳一些钱，引起了作为下岗工人的张大民的误会，虽然最后得以澄清，但是在为技术员送行时，张大民还是狠狠地损了一把技术员，以下为张大民在给技术员关车门时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