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产”的《白鹿原》如何问世]白鹿原好人难活县长

　　王全安说，人到了一定年岁就知道有些事情很硬，里面包裹的那种能量，碰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白鹿原》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很硬的东西”，“不是一下子能消化得了的”。这部1993年出版的小说曾在当年引起轰动，小说细致讲述了从清末民初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发生在白鹿村中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外部世界每次小小的变化都牵动着原上人物的命运。
　　小说从立意到发表，整整花了七年时间，作者陈忠实凭借《白鹿原》一举成名，拿下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却也因此遭受了争议、批评甚至是粗暴的压制。因为根据评奖委员会的意见作了删减修订，坊间有文学青年认为“陈忠实骨头软”，更有文章批评他“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
　　2000年之后，属于上个世纪的文学风波渐行渐远，《白鹿原》却没有被那一代人遗忘，电影人多番尝试，争取，希望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然而，从2002年起意到今年9月13日即将上映，《白鹿原》的电影改编之路足足走了十年。
　　张艺谋和陈凯歌都不想拍
　　说十年，其实还是少了。1993年小说刚出版一个月，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以下简称“西影”）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就已经向陈忠实提出改编，但是当年上级部门明确表示不能拍，认为其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不宜拍成影视作品，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这些年里，尽管《白鹿原》已经先后被改编成秦腔、话剧和交响舞剧，但陈忠实一直明确表示，期待影视剧。他曾经表态，谁拿到批文，改编权就给谁。
　　2001年，电影人赵安找到陈忠实，希望把《白鹿原》改编成电视剧，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2002年，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的李建国发话，要把陕西省搞成影视大省。不久后，西影厂重启《白鹿原》，参与过《活着》和《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奉命寻找堪此重任的导演。
　　芦苇最先想到的还是吴天明，然而这一想法没有获得西影厂领导的认可。于是他转向“第五代”两位大牌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特别是身为陕西人的前者，芦苇甚至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只是张艺谋当时正在考虑接导奥运会开幕式，而且他跟张伟平的兴趣点正聚焦在“商业大片”上，不再看好《白鹿原》这种类型。而陈凯歌则担心审查因素，觉得“还不到拍的时候”，也拒绝了。
　　这一拖就到了2003年。彼时“第六代”导演王全安刚拍完他的第二部作品《惊蛰》，他把这部片子拿到西影去做后期。芦苇看到《惊蛰》中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走向，便向王全安提议接拍《白鹿原》。“你的《惊蛰》对得起陕北人了，如果拍了《白鹿原》，你就对得起陕西人了。” 芦苇说。
　　2004年，电影《白鹿原》正式获得准拍证，之后芦苇交了两稿剧本都未能通过。王全安当时心里已经有了大体构想，就想先写个大纲出来，“也算没白雇我”。没想到他这一写就收不住手，只用16天写出了完整剧本。2005年，剧本顺利立项通过。
　　西影随后将拍摄权转卖给了北京紫金长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双方成为联合出品方，共投资3000万。新投资方对《白鹿原》的操作计划符合当时国内最常见的手法：找一个日本演员、一个韩国演员，增加商业元素。而王全安想的是，如何把白鹿原表达得更有成色，“体面一点，有点分量”。
　　理念的严重分歧令双方不欢而散，一直到2007年底准拍证到期，影片都没能正式开拍，剧组很快被迫解散。
　　但王全安心里一直没放下。2010年2月，他凭《团圆》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站上领奖台时，脑子里想的还是《白鹿原》。4月回到北京，王全安第一时间找到电影局的领导，表达了自己想拍《白鹿原》的心情。随后，西安影视制作公司拿到了广电总局“关于故事片《白鹿原》延期拍摄的批复”。同年9月，第六代导演王全安的第一部商业片《白鹿原》终于开拍了。
　　再造关中八百里晴川
　　“我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年轻锐利，非要在电影中表现那么多艺术，现在温厚许多，别人的意见也能听进去了，这个时候拍《白鹿原》合适。” 王全安本人对电影前期的波折十分接受，这几年国际上的肯定已经让他在取得职业认同方面变得不再迫切。
　　不过前期的磨难却并没有让接下来五个月的拍摄变得容易。最先出状况的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麦田。为了反季节拍摄，王全安提前在陕西种了三百亩第二季的麦子。然而麦子长出来根本不结穗，毫无沉甸之感。美术师霍廷霄以前在海拉尔拍摄过《麦田》，那里刚好是九月初收麦子。一到海拉尔，王全安就被眼前上万亩的麦田给震了，“立马找到了八百里晴川的关中感觉”。第二天大清早，天还朦朦胧胧弥漫着白雾，王全安去麦子地看光线，一转身，一只鹿“噌”地蹦了过去。“特别不真实，感觉好神奇，在我看来有冥冥之中的感觉。”王全安自认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件事情让他暗暗在心里说：就在这儿了。
　　他甚至做了一个可谓惊人的决定：把白鹿村以外的外景地都放在海拉尔——最初只打算在那儿拍点收麦子的镜头。事关几千公里的转场，上百辆车的运输——“确实很悲壮，不过这下子，大制作的优势就来了”。麦田太大，就给捕捉麦子的表情增加了难度。所谓的各种表情骚动，需要各式各样的风来吹动，可是不管调去多少大型鼓风机，甚至战斗机前面的发动风扇，吹在这片麦子上都显得无力，“感觉就跟吹口气一样”。
　　于是，在电影的拍摄纪录片《将令》里频频出现一个场景，就是等风。即使镇定如王全安也崩溃到手足无措，后来他干脆派了整组人在隘口守候，“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就是要真实的感觉，做的效果就要次一等了”。
　　“真切”二字，是王全安采访中反复提及的。为此他在2005年就走遍了整个陕西省，找了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老村子，“新建的即使表面看起来一样，内在还是会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因为外景地选在海拉尔，村里几百个群众演员被王全安集体运到呼伦贝尔，“语言不一样，长得也不太一样，割麦子的方式也不一样”。
　　而为了让戏里的明星看起来像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剧组先期就给每人配了一个方言老师，还得注意“不能让他们太精神了，农民都是没自信、诚惶诚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