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考研政治选择题【全球城市网络、新政治空间与多层外交的兴起】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绚丽多彩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环境诠释着人类最高想象力和智慧成就。著名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认为城市发展变化是神圣、安全和繁荣三个层面融合的结果，而自身兴衰更与其所在的政治实体（帝国、国家和部落等）生死相依。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城市重新跃居世界舞台，将国家与世界经济有效链接，维持全球政治经济循环等而形成全球网络。现实中，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等重大事件也一再揭示了城市政治对地区秩序、国家主权和全球体系的深远影响，由此，系统地梳理城市政治形成机制与影响后果对我国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城市战略和外交战略的有效融合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城市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历史学家们认为城市是人口向一定地理空间持续聚集的结果，其形成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为社会精英吸收以支持非农业活动；二是居民形成稳定的交往关系和成熟的社会规范。贝纳沃罗认为城市一开始只不过是扩大的村庄（居民点），当村庄（居民点）持续扩大形成权势中心而统治者又通过权力中心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时，城市便成为政治核心。然而剩余产品总是有限的，城市汲取剩余产品时必须形成正当合理的传说，而这种传说的最初形式便是威胁和宗教。考古学证实古埃及、印度、中国、柬埔寨、秘鲁、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的城市文明都以威慑、宗教影响和封建主义作为基础，而这种威慑和影响力又随着城市的增长而减弱。安东尼·吉登斯恰如其分的指出城市汲取着农村的资源，是“权力的存储器”。
　　人类早期的城市体系都只是区域性的，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腹地剩余产品，而威慑和宗教影响力也都局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能够传播的范围。城市要形成跨区域的影响力就必须实现权力基础从威慑、宗教到经济贸易体系的转换。中世纪晚期，归功于独特地理和生态环境，多元化、竞争性政治主体以及一致性的宗教力量，欧洲城市获得其他区域不可能具有的机遇，布鲁日、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先后兴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中心。商业城市繁荣不仅带来了金钱，也为艺术、政治抱负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它们一方面争先恐后的争夺、维护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贸易进程中创造出普适性的贸易规范，如合理的定价机制、交易规则、结算买卖、合约履行、银行、信用券等金融安排，更催生适应商业阶层生产生活的公共空间和集体公共秩序。工业革命的需求、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等因素使统治者不得不彻底改革政治系统。因此，领土国家在所有形式的政治形态（帝国、城市国家、贵族领地等）脱颖而出。“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 自此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转换到领土经济，而工业革命将伦敦的城市经济进一步整合成国家市场，服从国家权力。城市虽继续作为国际贸易和早期殖民扩张的据点，但城市间直接贸易已为领土国家关系所淹没，经济也必须接受国家的指导，亚当·斯密也在这个阶段写出了服务于国家财富增长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城市为国家接管说明中世纪晚期社会秩序组织方式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城市虽仍是经济空间的主要载体，但动力源已不在城市而在国家。随着国家建构变化，殖民主义兴起，城市也在帮助殖民主义的进程中迅猛成长。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通过城市进口咖啡豆、黄麻、棉花、羊毛和各类谷物等原材料进行机器加工；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自身的港口城市出口特定原材料。这一对应关系的结果便是不仅仅是伦敦，圣保罗、加尔各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在迅猛成长。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依附学派”认为，外围国家最初的沿海城市是对外依赖的结果，由发达世界引入和强加，世界城市体系自然成为剥削—被剥削、不平等交换、核心外围权力关系的空间表现。工业资本主义成功构建了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核心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化对同质化商品和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重要性虽有所上升，但依然保持着对北方国家城市的垂直依赖。
　　二、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全面推进，价值增值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灵活累积和后福特的生产方式。虽然跨国公司越来越全球化，信息科技也降低了各类行动上的物理限制，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加殊异和细化，正是这种殊异和细化使城市具有了作为联系和接触节点的重要性。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正取代国家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土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体。城市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重新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位说明：（1）城市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织节点；（2）国家权威的流散和地方分权使城市获取广泛的自治权力，人们更乐于依托城市而非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3）城市和主权适度脱离，一些国家出现整体衰落而城市却令人瞩目的成长。其实，城市作为全球体系本位绝非孤立、零散和抽象的个体所能创造，而是在于外在牵引，这种牵引正是网络创造并赋予了城市在全球层面的崛起的动力。
　　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对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主导城市（dominant city）的梳理间接说明了城市网络形成深深植根于经济体制变迁。1780—1880年机器化工业发展迅猛，英国拔得头筹。该时期城市远未构成网状关系，财富累积和殖民主义的核心使伦敦率先成为大英帝国政治权力中心和全球主导城市；188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大规模生产、消费的福特生产方式成为财富源泉，多国公司成为生产关系主要承担者，城市间横向联系逐步加强，纽约作为强大制造业中心崛起；1950年尤其1970年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财富创造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后福特生产方式，生产结构分散化和灵活累积特性愈益突出，城市网络完全形成。城市的管理控制能力就必须聚焦金融、会计、法律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东京在服务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需求中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