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发展模式需加快转型|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作为五年发展规划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所夯基础是否坚实、所拟之调整与改革是否“破土”，十分关键。受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余威”之扰和国内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愈演愈烈且毫无扭转迹象的欧债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对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冲击亦开始显露。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与虚拟经济间的失调愈发严重，进一步冲击金融体系运行秩序，加剧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发展的失衡。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绝对核心，国内银行业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维持了健康和稳定运行，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整体性的良好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稳定运营的同时，国内银行业正面临着一系列不可忽视的深刻挑战，正在迎接一场决定自身经营发展的重要变革。
　　在过去的2011年，国内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18.9%，是同期GDP增幅的两倍多，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商业银行净利润达1.04万亿元。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国际同业中表现亦相当“抢眼”，2011年中国银行业所实现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9.3%，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仅是4%。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更是分别包揽全球最盈利银行榜单的前三名，实现的税前利润高达432亿美元、348亿美元和268亿美元。相比之下，欧美银行业则是“相形见绌”，逊色很多。不止是大型商业银行，国内14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每家亦能轻松实现至少几亿元的净收入。突出的盈利能力似乎成为紧紧贴在国内银行业身上的长期标签，但2011年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经济运行变化和金融体系结构性调整端倪，已经开始“撕动”这一标签。今年以来，国内银行业利润增速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当前乃至未来的几年，这种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国内银行业将面临盈利能力止升下滑的“危机”。
　　由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和内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变革调整，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下滑的态势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由此带来的不均衡冲击，将造成诸多反应迟缓、实力落后银行的严重危机。国内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等，尤其是正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小型银行，或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抛开欧债危机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环境恶化和银行业经营困难的拖累，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运行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将彻底改变银行业经营发展环境，“逼迫”银行业从整体上变革自身经营模式，尤其是盈利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决定体系中，获得发展的空间。
　　实体经济形势下的金融变革
　　一直以来，存贷款利差是我国银行业盈利的最重要来源，这一模式自我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和发展以来从未扭转，且在过去的几年更为突出。这种主要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之所以持续存在，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利率的管制。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调整，基本都是运用数量型工具，而对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金融运行调整工具，几乎从未使用。其中之原因，众所周知——在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并未实现。无利器，则不能善其事。既然无法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定价，一系列围绕此的调控机制、措施和手段就无从得来，监管机构也就无法积累和总结价格型工具调控经验，因而只能依靠数量型调控工具，或从需求方调整，或从供给方调节，或二者兼顾。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存款准备金是人民银行最常使用的调控工具。以存款准备金为核心的数量型工具，成为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尤其是调整金融运行秩序的最重要工具，对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和维持资金运行顺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过分依靠存款准备金等工具，越来越无法以最小成本有效“熨平”经济波动，尤其是数量型工具自身的作用机制和滞后特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运行“硬着陆”的风险。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复苏国民经济，国家推出“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这一计划的“庇护”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膨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飙升，在种种因素驱动下，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达10万亿元，超过当年银行业总资产的10%。在这种过度刺激下，国内通货膨胀形势异常严峻，2011年CPI一度突破6%的高位。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中央陷入了三重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作为应对，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除清理整顿地方平台贷款、减缓高铁建设速度和对房地产“限购”外，在金融运行领域，人民银行2010年至2011年内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15.5%上调到历史最高的21.5%（如图1所示），调整频率之快、间隔之短，从未有过。
　　存款准备金调整虽然可以较为精准地调控信贷投放，但其对金融体系乃至经济运行的调节，更多是一种人为控制的“外部性”变量影响。一方面，准备金率升降幅度的确定并非是由经济运行的内部平衡决定，升降幅度以及由其乘数效应带来的信贷投放变动，无法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准备金调节方式无法实现相对“即时”的调控，其滞后效应的发酵和影响无法被有效评估。此外，过于频繁且累升式的准备金率调整，对银行业经营的扰动亦十分突出。有相对数量的中小银行，在频繁、累升的准备金率影响下，经营发展趋难，盈利能力受限。
　　“十二五”以来，国内实体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拖累了GDP的增长。虽然经济结构转型很早即已提出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长期复杂的内部因素和外部金融支持体系的不健全，使得转型进程并不顺利。但可以预期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将会下大力气捋顺推进转型所需的内外部条件，努力扭转目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结构转型必需的金融支持，金融体系的进一步调整、健全和完善，必将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关键外部条件。2012年初，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即是这种捋顺转型所需金融支持体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次会议上，先前普遍预期的“金融国资委”等议题并未被提出，而是着重强调了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及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