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 隋唐时期的社会生活特色

　　“吃”在延安　　延安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伙食一般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一钱油、二钱盐”。小米是主食，菜多是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上面浇一勺葱油。每个月也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来改善伙食，每逢那天就跟过节一样，大伙儿“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舞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不一会儿便抢光了，饭碗小的或吃饭慢的在这种时刻总是比别人着急。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的何方晚年回忆吃馒头时，仍略带自豪地说：“我是基本上不用嚼的，吃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一顿饭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能吃十一二个”，对于吃面条更有心得，不怕烫不用嚼，“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嚼头呀?”
　　虽然有饭吃，但毕竟油星太少，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学生们常馋得慌。因而“客请”——延安太穷，外来客人反而掏钱做东——成为延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38年5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邀请老外医生马海德“下馆子”。路上许多熟识的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卡尔逊后来回忆“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真可谓“共产”了。
　　到了大生产运动以后，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各单位开荒种地、养猪创收，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每隔十天半月还能会餐一次，每人分一碗红烧肉。不少人在会餐的时候吃得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常有人仰倒在路边，还有人吃得拉肚子。即使如此，人们还是盼念着下一次会餐。
　　“穿”在延安
　　到达延安的知识青年，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公家统一供给。一般衣服是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装中省一部分出来给学生，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1940年起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因而当时的延安城内，满目皆是灰军装。延安本地也产土布，多染成深蓝色，后来边区经济一度发生困难，土布衣服也成了热门首选。当然也有极少量从国统区购买的青色斜纹布，这种布料缝制的衣服主要供给高级干部以及外来的学者专家，被戏称为“干部服”。
　　但是青春的气息是无法阻挡的。女学生们在领到新发的军装后，总要想方设法再修饰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色的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上一块其他颜色的布”。帽子也不是规规矩矩地戴着，而是歪扣在后脑勺上。男同胞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展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才华。当时在鲁艺戏剧系任教的塞克常“身着短大衣，围着红围巾，戴着船式黑绒帽”，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则常身披一件用麻毡制的披风，萧军穿的是自己动手设计裁剪的俄国式衬衣，用紫色的布料绣边，胸前还扎上花或树枝之类的图形。当时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几乎总是引领着延安服装潮流。
　　“睡”在延安
　　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毕竟是在战时环境，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晚上常有军事演习。
　　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不固定的睡觉更是“雪上加霜”。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飞机来了!”同屋的人爬起就跑，一时惊起很多人，指导员、队长纷纷跟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开始追查，才弄清是说梦话引起的。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哭笑不得。